1944年，周迪道在一次秘密行动中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他表面上屈服，假意投降。但仅仅几天后，他便给上级写了一封密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这个极其危险的决定，将他推向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谍战前线。在敌人的监视下，他巧妙周旋，成功策反了敌方部分汉奸与日军特务，成为了抗日战争中不为人知的谍战传奇。

周迪道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传奇人物，他的革命生涯起步于普通岗位。

1930年代，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承担着情报收集、秘密联络等任务。那个年代的上海，是东西方势力角逐的前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和租界巡捕房等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命丧黄泉。

在这复杂的环境中，周迪道表现出了极高的情报素质。他擅长伪装，懂得察言观色，能够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保持冷静。正因如此，党组织开始委以他更重要的任务。

1940年，他被调到苏北地区，协助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并负责情报工作。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与死亡擦肩而过。

1944年，周迪道在一次情报传递任务中，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当时日军已经对他的活动产生怀疑，决定设法从他口中撬出更多信息。在押送途中，周迪道非常清楚，日军对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从不手软。如果自己不想法逃脱，必然会面临最惨烈的酷刑和折磨。

被捕后，日军立即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面对这样的酷刑，周迪道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假意投降。他告诉日军，愿意为他们效力，帮助他们打击新四军。这个决定无疑非常危险，一旦日军发现他的真实意图，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投降”，周迪道开始给日军提供一些表面上毫无价值的假情报。与此同时，他通过各种途径，试图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几天后，周迪道终于找到了机会，给上级写了一封密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他的想法很明确，既然无法摆脱敌人的控制，那就利用这次机会打入敌人内部。

周迪道的计划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他开始了这场极具风险的“将计就计”行动。日军虽然对他心存怀疑，但表面上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周迪道很快掌握了日军宪兵队内部的情况，并通过伪装和谎言，逐渐获得了部分日军军官的信任。

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周迪道设法策反了几名汉奸和日军特务。这些人原本为日军卖命，但在周迪道的劝说下，开始秘密向他提供情报。他通过这些人收集了大量日军的行动计划、补给路线等关键信息，并设法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新四军。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通过巧妙的手段，还成功策反了一名日军军官。这名军官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私下里对日本政府失去了信心。周迪道抓住了这个机会，与他建立了秘密联系，通过他获取了日军内部更多重要情报。

1944年底，日军加大了对苏北地区的封锁，试图切断新四军的补给线。

周迪道意识到，这是一场危机，但也是一次绝佳的反击机会。他得知日军即将运输一批火药，计划用于摧毁新四军的一处根据地。这批火药的运输路线非常隐蔽，日军做了严密的部署，但周迪道通过打入内部的情报网络，成功掌握了火药的运输时间和路线。

他迅速与新四军取得联系，制定了一个冒险的行动计划。就在火药运输队经过一处险要山谷时，新四军埋伏的游击队突然发动袭击，成功截获了这批火药。这次行动不仅阻止了日军的破坏计划，还为新四军提供了急需的弹药支持。

这个成功的行动让日军更加信任周迪道，认为他确实为日军效力，逐渐对他的监视有所放松。这让周迪道有了更多的机会继续开展谍战行动。

在潜伏期间，周迪道还面对着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如何清除那些真正为日军效力的叛徒。日军的宪兵队内部有不少汉奸，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常常出卖自己的同胞。周迪道非常清楚，这些叛徒的存在对新四军的地下组织构成了严重威胁。

周迪道巧妙地利用自己在日军中的地位，设计了一场“借刀杀人”的计划。

他故意提供了一条假情报给汉奸，声称某支新四军小分队将经过某条小路。

果不其然，这名汉奸将情报出卖给了日军。日军派出一支部队准备伏击，结果发现那个地方空无一人，气急败坏的日军认为自己被汉奸出卖了，迅速将他处决。

通过这种方式，周迪道逐步清除了内部的汉奸，并确保新四军的地下情报网络不再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