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曾问胡耀邦：中国农民单干了几千年，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试验单干有什么意义？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鼓动单干，只对富裕农民有利。胡耀邦说：生产关系的变革要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既然延续了几千年，自然有它内在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并不只追求分配公平，更要追求共同富裕，先让一部分富起来，总比大家都困难好，万事都有一个过程，说不定以后又合作起来了呢。”由于胡耀邦、万里等人的支持，全国的农业形势好转，干部和广大农民觉得很轻松、很舒畅，曾严肃批评包产到户的纪登奎也客气多了。 纪登奎的想法并不是个例，在那个年代，农业学大寨曾是一代人的会议。 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村，坐落于晋中地区那巍峨挺拔、海拔逾千米的太行山怀抱之中，四周环绕着贫瘠而险峻的山峦，土地如同被岁月遗忘的角落，贫瘠而分散。全村的耕地宛如一幅错综复杂的拼图，散落在七条深沟、八道山梁与一面斜坡之上，802亩珍贵的土地被切割成了4700多块细碎的田块。这里，水土流失如同无情的雕刻师，年复一年地侵蚀着大地的肌肤；干旱如同常驻的幽灵，让这片土地常年渴望甘霖；而雨季时，山洪又如猛兽般肆虐，将希望之田变为泽国，即便是风调雨顺之年，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也难以突破70公斤的微薄界限。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个小村落仅有50余户人家，200多位村民在这片艰难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追溯至1946年的春天，大寨便以先驱者的姿态，成立了临时的互助组，携手共进，共克时艰。1953年，初级社的成立标志着大寨人合作化道路的新起点，而到了1955年12月，大寨更是迈入了高级社的新阶段。 陈永贵，1914年出生于大寨村，一个地道的贫农家庭。自7岁起，他便开始了为地主放牧的生涯，11岁时更是扛起了长工的重担。194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旧社会的苦难让他无缘学堂（直至1957年才通过扫盲学习文化知识），但他在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中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形成了朴实无华、勤勉不懈的性格。作为干部，他始终坚守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与群众同甘共苦，以身作则，树立了良好的榜样。1959年，陈永贵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成为了大寨人心中的骄傲。 自1953年起，在中共村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大寨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天换地运动。他们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辛勤的汗水，改造了遍布全村的七条大沟，筑起了绵延15里、总数达180条的坚固大坝，开凿了2条蜿蜒曲折的盘山渠，修建了2座水库，以及3000多个鱼鳞坑和蓄水池。他们硬是将300亩陡峭的坡地改造成了平整的水平梯田，将4700多块零散的地块整合成了2900块，甚至新增了80多亩肥沃的良田，书写了一部人定胜天的壮丽史诗。 1959年，昔阳县掀起了“学大寨、赶大寨”的群众运动热潮，大寨精神如同火种，点燃了全县人民建设家园的激情。 然而，大寨地处石灰岩区域，地下水资源稀缺，自然条件极为苛刻。20世纪50年代以前，全村仅依赖六眼水窖蓄积雨水，以供人畜饮用，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周边虽有河沟，却都是季节性的，平日里干涸无水，唯有7月、8月大雨倾盆时，山洪才会汹涌而至，带来灾难性的洪涝。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及其周边村庄齐心协力，修建了一系列饮水与灌溉工程，依托郭庄水库和杨家坡水库，暂时解决了人畜饮水难题。 当陈永贵踏入村口，一个眼尖的年轻人高声呼喊：“永贵回来了！”紧接着，大队长贾承让大步流星地冲向他。贾承让，一个身材魁梧、平日里精神抖擞的大个子，尽管曾当过十几年雇工，却难掩其书生气质。七日未见，贾承让已判若两人：双眼赤红，面容消瘦，衣衫满是泥污，裤管高挽至腿根，双腿和双脚都沾满了泥巴。陈永贵一见贾承让，心跳不禁加速，他紧紧握住贾承让的大手，焦急地询问：“人都安全吗？”“都在。”“牲畜呢？”“也都安全。”“粮食呢？”“抢出来一部分——虽然有些损失，但不算太严重。”陈永贵闻言，心中稍感宽慰，用力握了握贾承让的手，坚定地说：“只要人在，牲畜在，粮食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那时的生活节奏紧张而忙碌，村民们常常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便匆匆奔向田地。每当有参观者来访，为了维护村庄的形象，村民们总要提前整理好家中，甚至建造了隔断来遮挡不雅之处，这一切都是为了面子，为了名声。那时，孩子们上学不用花钱，能吃饱穿暖便是最大的幸福。春天担粪施肥，冬天担粮入库，一家六七口人，若收拾不好，便会成为村里的笑柄。于是，大寨人讲究卫生，建造了隔间，虽然生活艰苦，但孩子们都学会了忍耐，跟随着大人的脚步，默默耕耘。 乡村建设运动自民国年间兴起，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掀起了新农村建设的热潮。大寨人亲身经历了这场历史性的变革，每当回忆起那段岁月，他们总是感慨万分：“那时不需要太多思考，思想单纯，每天上工就是最大的任务。年轻力壮，也不觉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