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宁夏姑娘耿兰俊不顾父母反对，做了国内首例“女变男”的手术，当男性器官被植入身体后，他激动地说：“我终于变成男人了！”可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乎他预料之外。 耿兰俊自幼感受到自己与其他女孩不同，更倾向于男性的生活方式和着装。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发感觉自己的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 尤其是在必须面对女性生理特征的时期，她的内心充满抗拒。 她尝试通过穿着中性的衣物和理发来表达自己的性别倾向。 进入青春期后，耿兰俊的性别焦虑愈加严重。 她对自己女性特征的反感在每月的月经来临时达到高峰。 在与母亲关于女性生理卫生的交流中，耿兰俊总是在心中想象自己如果是男性会有多么的简单和自在。 此外，她在高中时期与一位女孩子产生了情感纽带。 成年后，耿兰俊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 她在1992年首次了解到通过医学手段改变性别的可能性。 从此，她开始关注相关的医学进展。 对她来说，易性手术是心灵重生。 在福建和广东的两家医院提出免费为耿兰俊进行性别转换手术之后，她对变性手术梦想，终于在2004年决定实现。 经过详细的评估和沟通，主刀医生修志夫博士确信耿兰俊的决心后，同意进行手术。 耿兰俊的故事首先在厦门媒体上获得曝光。 手术计划分为四阶段执行。 2005年春节前后，在厦门完成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手术顺利进行，随后耿兰俊静待伤口恢复。 到了同年7月，第三次手术在预定日进行，这次手术是将男性特征移植至耿兰俊身上。 第三次手术后，耿兰俊变得更加自信。 2005年10月25日，耿兰俊进行了第四次手术。 手术成功后，她考虑到了未来可能的家庭生活，包括通过代孕或领养孩子的方式来组建家庭。 她还梦想成为一名歌手。 到了2006年2月，耿兰俊正式获得了新的身份证，性别一栏从“女”更改为“男”。 这而她的家人和朋友们，尽管最初有所担忧，最终也接受了她的决定。 易性后，他离开了南方的城市，搬到了北方的。 耿兰俊除了工作，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朋友们一起外出聚会。 耿兰俊在完成手术后不久，应聘到了深圳的一家广告公司。 面对求职过程中的种种询问，他坦诚自己的过去，并没有隐瞒易性手术的经历。 这种坦率获得了未来老板的尊重。 在深圳的广告公司工作了半年后，耿兰俊因为对创意设计的热爱，选择了更换工作环境，最终成为一名策划经理。 之后，他又多次更换职位和城市，从北京到石家庄，最终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担任创意总监。 尽管在职业上不断攀升，耿兰俊在感情生活中却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在石家庄期间，耿兰俊曾遇到一位他能够愉快交流的女性，尽管对方对发展更深一步的关系持开放态度，耿兰俊因为对自己过去的顾虑而选择了拒绝。 在2012年的一次相亲中，耿兰俊遇到了一位令他心动的女性。 尽管内心充满了感情的冲动，耿兰俊却因为自己的特殊经历，难以轻易表露心迹。 耿兰俊也曾担心性别转换可能带来的后遗症。 他曾回到厦门，让主治医生修博士进行身体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身体状况良好。 值得一提的是，耿兰俊选择了不依赖荷尔蒙治疗，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完全依赖于药物。 在当今社会中，性别认同问题逐渐被更多人理解和接受。 然而，变性手术的不可逆转性以及潜在的心理和生理影响，仍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话题。 科尔13岁时，科尔开始接受激素治疗，包括注射睾丸激素。 到了15岁，她进行了胸部切除手术。 然而，手术后不久，科尔意识到自己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 她在学校的一次课程中了解到，自己将无法用自身的乳汁喂养未来可能的孩子。 科尔的经历不是孤立的案例。 美国总统曾在公开演讲中提到，美国的青年人展示出了非凡的勇气，特别是那些选择变性的跨性别青年。 然而，这样的选择常常在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时做出，可能带来长期的后果。 尽管技术的进步使得变性手术更加安全和可行，但手术的心理和生理后果是深远的。 许多青少年在没有充分考虑所有潜在后果的情况下，可能会过早地做出变性决定。 科尔感到自己不再完整，甚至感到自己无法回到从前的状态。 如今，任何希望进行性别转换的个体都必须经过一系列精神健康评估。 这包括几百个问题的心理测试，以及两到三位精神科医生的联合诊断。 除了心理评估外，申请者还需提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此外，患者还必须提交一份由父母及自己签署的知情同意书。 不可忽视的是，变性手术的身心影响极大。术后一些患者可能会经历感觉丧失或麻木。而且变性人在寻求接受和平等待遇的过程中，常常遭遇误解和排斥。 参考文献：[1]吴国平.变性人婚后变性权及其婚姻家庭关系问题探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13(3):5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