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陈毅问谢稚柳：“中国画家，谁画得最好？”谢稚柳回答：“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稚柳回答：“在海外。”随即，陈毅眉头一皱，转头对谢稚柳说：“那就写一封信，劝他说回来吧！”可这份邀约，终究是无功而返。13年后，张大千当着女儿的面说：就凭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我早晚都要死。 1949年，新中国即将诞生，旧时代摇摇欲坠。 很多人的人生被时代的潮流推着走，自己无法掌控。 张大千也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进退维谷。 去，还是留？ 这话不只是在说他的艺术道路，还关乎到他全家人的将来。 最终，他选择了离开，一去不回。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建立新政权。 这新旧交替的时代，对艺术家来说，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是拥抱新时代，还是坚守旧秩序？ 每个艺术家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张大千，这位在艺术界声名鹊起的巨匠，却对政治并不感冒。 他既不是国民党的成员，也没跟共产党沾边。 他跟于右任、张群、罗家伦这些国民党高官有些交情，但大家在一起只会聊聊艺术，谈谈创作，不会有政治上的瓜葛。 甚至，他还给毛泽东画过荷花，题字“润之先生”。 可见，他更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政治。 1949年12月上旬，成都解放前夕，张大千带着妻子徐雯波，坐上了飞往台北的军用飞机。 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离开，是因为害怕吗？ 或许是，或许不是。 张大千并非完全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他也听说了一些传闻，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更重要的是，他担心新政府的“供给制”，会让他失去卖画的收入来源。 没有了卖画的收入，他如何养活一家老小？ 当时，徐悲鸿曾邀请他北上，承诺每月提供三千斤小米。 张大千最初心动了，但转念一想，这点小米根本不够他一家人的开销。 更让他担忧的是成都的军阀王陵基，万一他走了，家人怎么办？ 这些问题让他最终决定离开。 他的老朋友叶浅予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大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艺术家，他依恋着旧时代的社会关系，对新社会感到陌生和恐惧。 他害怕在新社会里失去自己的位置，甚至担心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因此，他选择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多次邀请张大千回国。 陈毅元帅曾经问谢稚柳，中国画画得好的人是谁？ 谢稚柳回答：张大千。 陈毅便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 周总理也曾指示徐悲鸿和谢稚柳联名写信，邀请张大千回国。 张大千的家人把他临摹的敦煌壁画捐了出来，周总理特意让文化部给家属发了奖金，还留了一部分准备等张大千回国后用。 1956年，张仃在巴黎见到了张大千。 他受文化部的委托，邀请张大千回国参与新中国文化建设。 但张大千并没有表达回国的意愿。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经济困难，艺术市场萧条。 大多数画家都改行画连环画、年画，或者从事美术教育。 即使是齐白石这样的艺术大师，卖画收入也十分微薄。 要是张大千回了国，得想想怎么赚钱养活自己。 张大千家里人不少，得照顾的也多，比如二嫂、三哥三嫂、四哥还有两房夫人，这些亲人大部分没有收入，全靠他接济。 在海外，他还能通过卖画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甚至还能接济亲友。 如果回国，他将失去经济来源，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张大千得知家乡的亲人生活困难，还特意从巴西寄了食品回去。 这足以证明，他并非对故乡和亲人无情无义。 张大千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 他穿中国的衣服，吃中国的饭菜，说中国的语言，看中国的书，画中国的画。 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他并非不想回来。 他想念家乡的每一片草、每一棵树，还有那些亲朋好友。 但是，现实的压力和内心的不安，让他始终无法迈出回国的那一步。 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痕迹，艺术家们在这些痕迹中做着自己的选择，面临着不同的命运。他们的抉择往往反映着时代的特征和风尚。 有的人顺应潮流，成为时代的宠儿；有的人坚持自我，成为孤独的探索者。无论是哪种选择，都会深刻影响他们的艺术生涯和人生道路。 张大千的一生，是艺术与时代交织的缩影。 他的选择，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艺术家的共同困境。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不得不面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艰难抉择。 张大千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的个人经历，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它提醒我们，理解历史，需要理解个体的命运；理解艺术，需要理解艺术家所处的时代。 他的泼墨人生，或许永远定格在了海外，但他留下的艺术legacy，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的星空中。 参考资料：人民文摘——《张大千为什么最终去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