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说，“让领导干部富很容易，让群众都富，太难……”有一次视察贵州，走时人家塞了两箱茅台酒，到了北京他发现了，问是哪来的，然后就发火，命令寄钱过去。到云南也是一样，人家往飞机上丢了一箱云烟，他也要求退钱。云烟那时6角一包，一箱50条，他哪来钱退呀，只好打折退。 陈永贵到北京后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仍在大寨拿工分。大寨曾想给他每月补助40元他坚决不要，说吃双份就是剥削。在北京他不要服务员，不要管理员，警卫员一人成了大总管。按照他的级别，回家坐火车应该一个人一个软卧车箱，可陈永贵拿着捎给乡亲们的玉米面，跟农民赶集似的和别人挤在一个车箱里。他早上喝小米粥，啃个馒头，吃点咸菜；中午最多两个菜，如果吃面食，就是炒苦瓜之类。平常买肉，最多买一斤猪肉或羊肉。 自1964年起，“农业学大寨”运动，无论是被视为毛泽东改造中国乡村的宏伟蓝图，还是农业现代化的一次勇敢尝试，其从昔阳、山西的星星之火，最终燃遍全国，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生动的政治传播案例。在这场传播中，领袖的号召、组织的推动、媒体的聚焦，以及参观考察、会议研讨等多种形式，共同编织了一张密集的传播网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迎来了一场关乎国运民生的深刻变革。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未曾亲历这段历史的人们，总渴望探寻改革的源头，理解其背后的初衷与逻辑，以期从历史的镜鉴中寻找解决当下社会新问题的灵感。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浪潮起源于农村，而农村改革的序幕则是在安徽缓缓拉开。 安徽农村改革的启航，与万里主政密不可分。中央将小岗村视为农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原因有二：一是小岗村首创了农村改革的核心——家庭承包制，即“大包干到户”；二是这一创新模式迅速传遍全国，被99%的生产队所采纳，成为主流经营体制。然而，小岗村的故事并非改革的起点，而是经过多个阶段逐步深化，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高潮。 谈及安徽农村改革的历程，纠正“左”倾错误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大致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首先，是突破“学大寨”的束缚，重申以生产为中心；其次，是打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统，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最后，是冲破“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充分的自主权。 同样，自1982年起中央连续发布的五个一号文件，也并非改革的起点，而是基于数年来的政策放宽、农民的自主探索，以及与“左”倾错误的斗争，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取得显著成效后，才应运而生。首个一号文件，凝聚了三四年间领导与群众互动的农村改革实践智慧，首次肯定了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体现，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进而推动并引导了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 安徽领导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通过基层反馈和实地调研，深切体会到农民温饱未解的困境，意识到政策偏差，毅然决然地摒弃了“左”倾的农业学大寨模式，转而聚焦生产，调整政策。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的“省委六条”，标志着政策放宽，为农民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环境，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小岗村18户农民，他们的心声与愿望，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渴望。他们迫切希望终结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受限的集体化模式，渴望将土地分包到户，实现家庭经营，改变长期以来温饱难继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积极响应农民的呼唤，将农民的生存需求置于首位，终结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简而言之，以小岗村故事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改革，是一场由普通农民基于生存需求自发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小岗村18户农民齐心协力改变命运的故事，简洁、生动且充满力量，它已成为人们心中对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形象的一种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经过提炼的单一符号，难以全面反映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的多重背景与复杂面貌。在我们的调查中，收集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小岗符号”之外的声音与画面，它们跳跃、闪动，揭示了改革的另一面。 万里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精神，号召全省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积极行动起来，尽快扭转安徽的落后局面，跟上全国发展的大好形势。 针对安徽的具体情况，万里采取了先稳定局面、再逐步加大力度的策略，果断解决安徽面临的问题。会后，他迅速对安徽省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解除了许多不称职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并组建了新的省委。在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的过程中，万里亲赴全省大部分地区进行调研，他手持前省委组织部印制的地市县主要干部花名册，每到一地便询问这些干部的现状，并希望请他们出来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