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1980年6月15日，报纸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事了》，当时华国锋就感叹道：陈永贵的日子不好过了。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也急剧减少，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了农业的主流。其实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退下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装，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包产到户历经了很多磨难。 1957年1月4日，中共浙江省委于风景秀丽的杭州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调查研究座谈会。会上，李云河与戴洁天两位同志积极发言，深入细致地汇报了关于包产到户这一敏感而重要的政策问题。林乎加在总结时，语气坚定地说道：“永嘉在生产管理上的探索是颇具匠心的，尽管近期报纸上对此多有批评，列出了十几条所谓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其中不乏闪光之处…… 有人将永嘉的做法贬为‘倒退’，斥为‘小农经济’，这是极其片面的，是站不住脚的论断。毕竟，社队组织依然保留，怎能简单地扣上‘单干’的帽子？那些一句话的口号太过简化，若能用四句话来表达，就会更加全面、准确。”此番言论，无疑为会议增添了几分思辨的色彩。 会后仅仅23天，即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便以显著位置全文发表了李云河的专题报告，并配以“编者按”，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农业社经营管理议题，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讨论，共同为农业发展献计献策。 在省委机关报的公开支持与肯定下，永嘉的局势一度迎来了转机，广大农村干部与农民群众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心中紧绷的弦终于得以放松。那些曾经对包产到户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地委领导，态度也有所缓和，甚至建议永嘉县委对已经实施包产到户的农业社“不必一刀切，保留几个作为试点，继续观察”。然而，好景总是短暂，《浙南大众报》直接向《人民日报》反映了情况，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局势的急剧变化。面对来自上层的巨大压力，浙江省委不得不调整立场，转而反对包产到户。 3月初，省委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方向性的错误，必须坚决纠正。温州地委紧随其后，下令所有包产到户的尝试立即停止。永嘉县委积极响应上级指示，于3月7日紧急召开常委会，会上多数成员按照上级的基调，一致认为包产到户背离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损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方向性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基于此，会议作出了《坚决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为这一场短暂的改革尝试画上了句号。 再看安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在1977年前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成了奢望。据统计，1955年全省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有720斤，到了1977年，竟下滑至648斤；油料从1955年的人均17斤锐减至1977年的10.2斤；水产品也从1955年的4~8斤减少到3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万里在安徽推行的农村改革如同一股清流，为农民带来了希望，民间甚至流传起“要吃米，找万里”的顺口溜。一年之后，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责任制”与安徽早些年以及1977至1978年间的“责任制”探索，在政策背景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及华西村，这个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的村庄，自1961年成立以来，便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从最初仅有的0.96平方公里土地，发展成为如今拥有五个子村的大华西，其发展历程堪称传奇。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拥有固定资产62.77多亿元，形成了钢铁、纺织、旅游三大支柱产业，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60多家下属企业，总产值更是超过了500亿元。华西村凭借工业化带动农民致富、城镇化促进农村发展、产业化提升农业水平的独特路径，走出了一条具有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成为了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回溯到1961年，华西村仅有667人，土地面积845亩，且分散为1300多块小块田地。1965年至1973年间，在村支部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村民们齐心协力，开发出400多块具备排灌能力、高产量、适宜机械化作业的稳产农田。自1972年起，华西村的粮食产量连续6年突破万吨大关，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先进单位。 1980年，当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江阴市平乡县落地生根时，华西村根据自身人多地少、产业发展迅速、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实际情况，毅然选择了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明智方案。他们将600亩农田交由30名粮田专家集体承包，而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则全部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早在20世纪90年代，华西村便已建成了高标准的现代农业示范田，采取了“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得力措施，实现了种植机械化、服务社会化、吃粮商品化、排灌渠系化、管理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