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一个西方朋友曾跟他说：西方人一到中国，就能分辨出贵种和贱种。辜鸿铭很好奇，问他如何分辨？朋友告诉他：体形变化很大的就是贱种；体形长久不变的就是贵种。因为中国吃的东西价廉物美，有些人一到中国，就贪便宜大吃特吃，吃得肥头大耳，和没到中国前简直判若两人，这就是贱种；一些人在中国长期居住，但照样体形不变，这就是贵种。 辜鸿铭，一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有一次，他的一位西方朋友跟他谈起，西方人来到中国后，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中国人中的贵种和贱种。辜鸿铭对此颇感兴趣，便追问其中的奥妙。 这位朋友娓娓道来，他认为体形的变化是判断一个人是否高贵的关键。那些来到中国后，因为沉溺于中国物美价廉的饮食而迅速发胖的人，就是典型的贱种；而那些在中国长期居住，但身材依然保持苗条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贵种。这番言论，让辜鸿铭陷入了沉思。 随后，辜鸿铭开始评论起他的政敌袁世凯。在辜鸿铭看来，袁世凯简直就是＂贱种＂的代表。袁世凯出身军旅，本是一介武夫，却在甲午战争前飞速上升，成为一方大员。权力和金钱的迅速积累，让袁世凯开始了奢靡无度的生活。他修建豪华的洋楼，广纳姬妾，大肆囤积土地，修建私家园林，过着声色犬马的荒淫生活。辜鸿铭认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与那些来到中国后，只顾着饱食终日的贱种又有何异？ 辜鸿铭常引用古今中外名人的言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的外表变化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品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无节制的生活使灵魂浑浊，有节制的生活使灵魂纯洁。＂又如孔子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个人若只顾满足口腹之欲，而无更高尚的追求，即便外表再光鲜，也难掩其内心的空虚与卑劣。 对于辜鸿铭而言，袁世凯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他暴发户式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权力的疯狂追逐，无不暴露出其灵魂的贫瘠。相比之下，那些虽生活在中国，但依然保持着高尚情操和崇高追求的西方人，才是辜鸿铭心目中真正的贵族。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鄙夷，在后者去世时达到了顶点。当北洋政府为袁世凯举行国葬时，辜鸿铭拒绝服从政府的哀悼令，反而在家中举办盛大的堂会，邀请中外宾客前来観赏。这一举动，成为了辜鸿铭抗议袁世凯的最有力方式，同时也为这位才子的传奇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6年，北洋政府头目袁世凯在新华宫气绝身亡，享年56岁。就在他去世后，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哀悼三天，要求在此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对这位＂伟大＂总统的崇高敬意。 然而，素来痛恨袁世凯的辜鸿铭，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公然违抗政府的命令。他不仅拒绝参加国葬，还在自己家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堂会。辜鸿铭请来了一个戏班，在家里搭起了戏台，又邀请了几十位中外好友前来观看。堂会上，戏班的演员们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艺，唱着京剧中的经典唱段。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的场面简直比过年还要隆重。宾客们也都兴致高昂，或鼓掌叫好，或大声喝彩，将辜府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一幕，与京城上下为袁世凯举行的肃穆哀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世凯灵柩所在的新华宫，此时正笼罩在一片凄凉之中。灵堂内外，挂满了白色的幡旗，哀乐声声，凄风苦雨，衬托出一种悲凉的氛围。无数官员、军人和百姓在灵柩前跪拜哀悼，向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强人告别。然而，就在不远处的辜府，却是一片欢腾，仿佛完全置身事外。 辜鸿铭的反常举动，很快就在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街坊邻居议论纷纷，都惊讶于辜老夫子居然敢如此公然对抗北洋政府。消息不胫而走，负责维持京城治安的警察很快就闻讯赶来，要制止这场违抗政令的活动。 辜鸿铭得知警察来了，非但不惊慌，反而破口大骂起来。他指着警察的鼻子，痛斥他们是袁世凯的走狗，是助纣为虐的帮凶。他慷慨陈词，义正辞严，让警察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警察扫视四周，发现堂会上坐着不少外国人，顿时有些退缩。他们心知这些外国人在华都享有治外法权，若是得罪了他们，搞不好会引发外交纠纷，那可就太不划算了。无奈之下，警察只好悻悻而归，回去向上司吴炳湘汇报情况。 吴炳湘听说辜鸿铭如此大张旗鼓地举办堂会，又是恼火，又是无奈。他知道这位刺头老夫子不好惹，若是贸然出手，恐怕会引来更多麻烦。权衡再三，吴炳湘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暂且不去管他。就这样，在举国上下为袁世凯哀悼的三天里，辜府的堂会从未间断，热闹非凡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 辜鸿铭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鄙夷和不屑。在他看来，袁世凯这个＂贱种＂死了，不值得他浪费时间去哀悼。相反，他要用欢乐和鼓噪，来庆祝这个暴君的倒台。这种桀骜不驯、敢于对抗权贵的行为，也让辜鸿铭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更加高大。他用行动证明，即便是在专制统治下，依然有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敢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操守。这种精神，无疑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