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在会议上当众问毛主席：为何我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仅是副师长？ 抗日战争后期，延安中央党校经常组织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 1944年，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均出席了此次会议。 毛泽东于1943年6月1日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他强调了信任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性。 1944年的会议场地简朴，设有一个小讲台和一个记录台，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 会议中，中央党校的学员们直言不讳地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些发言都被现场记录下来。 在会议的高潮部分，八路军第129师军法处处长丁武选上台发言。 丁武选是一位资深的军事法官，也是战后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的重要人物。 他的发言内容十分激烈，针对党和军队高层在对待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上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丁武选特别提到了关于干部任用的问题，指出在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干部中存在偏袒，而对四方面军的干部则持有不信任的态度。 他的发言中提到了彭德怀、贺龙的任职情况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他还强调，四方面军的干部虽然曾被迫执行张国焘的错误命令，但他们并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这场发言显然触动了在场的许多人。 会场上的氛围异常紧张，一些与会者私下交头接耳。 据在场回忆者秦忠所述，甚至毛泽东在听到这番激烈的批评时，也不禁流下了汗水。 会场前排坐着的都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他们的反应各异。 在这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被公开批评，而且揭露了一个重大的通讯误会。 会议上的紧张局面由一份电文引起，该电文原意指示“一视同仁”，但错误地被翻译为“有所不同”。 毛泽东解释说这是一个误会，他亲自起草的电文中的确是指示“一视同仁”。 毛泽东要求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派代表查验电报原稿。 第129师的五位代表负责此事，第二天将电报原稿带回会议，证实了毛的说法，原稿确实写着“一视同仁”。 这个发现在会议上引发了一波情绪的高潮。 会议并未因此而平静。 毛泽东在会议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为翻译错误向在场的同志们道歉。 此外，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对于在红军时期被错杀或错撤党籍的人员进行平反。 在政治风暴之后，丁武选这位在会议上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人物，其政治生涯并未因此受损，反而发展得很好，成为了开国少将之一，直至1993年去世，享年96岁。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彭德怀将军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对日伪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然而，在战斗胜利之余，彭德怀也遭遇了内部的批评。 有党内同志认为彭德怀擅自行动，未经中央批准发动攻击，从而过早暴露了党的军力。 这一批评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被提出，引发了彭德怀的强烈不满。 面对这样的内部冲突，在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在毛泽东的窑洞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毛泽东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了在事件处理上的失误，认真听取了彭德怀的意见，并指出了双方的错误。 几年后，1943年，延安的政治环境因审查干部运动而变得紧张。 康生负责的审查工作因采用逼供信和其他过激手段而引起了广泛争议，放大了特务嫌疑，还错误地指控了许多无辜的同志。 毛泽东对此高度关注，发现了运动中的问题。 他强调不能简单采用逼供信等手段，制定了相关政策，对被错判的同志进行了平反。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主动承担了责任，而且在中央党校的一次集会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他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坚持要纠正被搞错的冤假错案，并多次向受到错误对待的同志赔礼道歉。 这种做法也缓解了他们的怨气。 在1940年10月江苏东台县的施文舫参加了苏北临时参政会。 施文舫在会后找到陈毅指责当地区委委员谭启明的贪腐行为。 陈毅最初的反应显得些许尖锐，施文舫感到意外并带着不悦离去。 然而，陈毅深夜反思后认识到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过于生硬。 他便在第二天清晨带着警卫员步行超过30里路，直至施文舫的住处，诚恳地进行了道歉并自我批评。 施文舫对陈毅的行为感动，两人关系因此而和解。 陈毅随后指示有关部门严肃处理谭启明，最终谭因各种罪行被枪决。 1942年5月，陈毅继续在盐阜地区推动统一战线，召集了一次包括各界人士的座谈会。 在此期间，陈毅公开为之前误捕的射阳中学校长杨镜吾道歉。 杨先生原本因被误会而遭逮捕，但在详细调查后恢复了名誉。 参考文献：[1]王垒.毛泽东自我批评思想与儒家克己修身[J].党史博采（下）,2011(10):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