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李政道在课堂上被老师费米提：“你知道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吗？”李政道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记得书上说是大约1000万度。”费米却微微摇头，严肃地说道：“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只是记忆。” （来源：2024-08-16北京大学出版社澎湃号——李政道：费米在芝加哥大学留下的记忆、百度百科） 诺贝尔奖，科学界的至高荣誉。 李政道，这个名字与“宇称不守恒”紧紧相连，他31岁就站上了诺奖领奖台，成为首位持中国护照的获奖者。 1926年的上海，一个注定要改变物理学历史的孩子——李政道诞生了。 生于金碧辉煌之家，李氏子嗣却未沉溺于财富堆砌之境，幼年时期便对数理二门有着异常的热衷。尚在呀呀学语之际，已能辨字算术，堪称邻里称颂的神童。 但风云变幻，战火的狼烟迅速席卷了中华大地。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书香之路异常艰辛，流离失所并未熄灭他心中对知识的炽热，反而铸就了他用科学挽救国家的宏图大志。他的求学经历更宛若一场意志的磨砺。 在兼蓄东西方教育理念的学堂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着智慧的滋养，为将来的展翅高飞蓄力。 历尽曲折，他终跻身于浙江大学，初时投身电机工程，然而命运之轮滚滚向前。物理界两位泰斗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现身，彻底更改了他的航向。 两位名师的提携让他心生对物理学的挚爱，转投物理门下，启航于物理研究的征途。 浙大的岁月里，良师益友的陪伴至关重要。束星北的悉心栽培激发了他对物理学的热忱。 即便战火纷飞，求学之路险阻重重，李政道始终怀揣对学问的炽烈追求。束星北不仅在学术上耳提面命，更在精神世界里给予他力量，鼓励他坚守科学救国的信念。 作为战时的学术重镇，西南联合大学汇聚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术精英。 在此，李政道有幸得遇影响他一生的恩师——吴大猷。 吴大猷，不仅在物理学术界享有盛誉，更是一位识人善任的明眼伯乐。他敏锐觉察到李政道身上蕴藏的巨大潜力，倾尽所有教授，为他筑起深厚的物理学基石。 更可贵的是，吴大猷的革新精神与挑战传统的学术理念对李政道的学术追求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由吴大猷的力荐，李政道得以跨洋至美国深造，为他未来在世界学术舞台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石。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李政道初为旁听生。 缺乏耀眼的学历傍身，他只得默默坐在教室一隅，暗自汲取着知识的精华。 李政道，一位在物理领域闪耀着光芒的名字，以其在课堂上的独到见解捕获了老师们的目光，进而被推荐至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恩利克·费米门下。 实验物理的大师费米，不拘一格地接纳了专注于理论物理的李政道，开启了一段师生情缘，书写了科学史上一段美丽的篇章。 费米的教学方式充满创意与启发性，他要求李政道每周研读文献，并倒过来向他讲解，二者之间展开深入的学术对话。 费米对天体物理的热情，通过提出诸如太阳核心温度等貌似简单实则深刻的问题，激发李政道的思考，当李政道回答太阳核心温度为“一千多万度”时，费米对他的机械式回答表示不满，并提醒他要有质疑的精神，不要盲目接受既定事实。 这样的“反批评”对李政道而言犹如当头棒喝，促使他反思自己的学习方法。 他们共同打造了一把六英尺长的计算尺，以亲自验证太阳核心温度，这段经历不仅培养了李政道的实践精神，更让他深切领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真谛。 1956年，物理学界被一个震撼性的发现搅动得沸腾不已：宇称不守恒。这个违背传统物理规律的发现，使得李政道和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引领了科学界的全新思考潮流。 此一发现不仅令他们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人物，也象征着物理学的新纪元。 回溯到1950年，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凭借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学位，这篇论文得到了天体物理大家钱德拉塞卡的赞誉，也让他在美国科学界崭露头角。 到了1956年，只有30岁的李政道破纪录地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提拔为正教授，同年，他和杨振宁发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提出了震动科学界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即“李-杨假说”。 这一理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吴健雄等人的实验验证，颠覆了物理学的既定观念。 这一划时代的成就，让他们在195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一年，李政道刚刚31岁，不仅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也是首位持中国护照获奖的科学家。 李政道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宇称不守恒”的理论本身，更体现在他所展现出的勇于质疑、不懈探索的科学精神，这正是科学巨人李政道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他的一生，真是活出了“书到用时方恨少，不如不读书”的感觉。 李政道从旁听生成长为诺贝尔奖得主，他的成功不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