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万里说：大寨这一套中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你就是不发言、不吭气，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在我们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继续坚持贯彻“六条”。 陈云认为，之前农业学大寨那一套办法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继续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时农业生产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农民的两只手，手是脑子指挥的，农民思想不通，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 1981年12月21日，政治局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深入研讨并顺利通过了那份经过精心修改的意见稿，最终将其正式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份文件在政治局获得一致通过后，杜润生满怀期待地找到了胡耀邦，他提议将这份文件安排在新年元旦发布，使其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此举来彰显其重要性，并引起全党全国的广泛关注。随后，胡耀邦郑重其事地签发了这份文件，于是，“中发［1982］1 号”文件应运而生，它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农村改革的前行之路。 文件中，那句最为关键的话语犹如定海神针，稳定了亿万农民的心：“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句话如同一座灯塔，为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文件还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我们就坚决不改变。”这一表述，无疑是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一创新实践的正名，将其正式纳入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范畴，赋予了其合法的身份。 这一决策如同给双包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让亿万农民欢呼雀跃，他们仿佛吃下了一颗“顺心丸”，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憧憬。胡耀邦对此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兴奋地表示，最好每年都能出台一个“1号文件”，以此来体现政策的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而万里更是激动不已，因为他在安徽率先给双包到户上的“地方性的”社会主义“户口”，经过两年的曲折历程，终于升级为了“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户口”，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肯定与鼓舞。 回想起1980年下半年，胡耀邦亲自奔赴山西，以个别谈心、小型座谈等亲切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通了那些思想上存在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的工作，帮助他们正视错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在胡耀邦的悉心引导下，山西省委连续召开会议，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做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反思与总结。8月，一份沉甸甸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检查报告出炉，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这份报告被报送至中央后，胡耀邦高度重视，他在报告前附上了长篇批语，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进行了转发。这份批语不仅是对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次深刻总结与检讨，更是对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影响、更好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的有力推动。至此，持续了近20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成为了历史的一段记忆。 在意识形态领域，耀邦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他深知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始终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然而，1985年至1986年间，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与矛盾日益尖锐，耀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但他并未退缩，而是坚定地站在了保护知识分子、推动思想解放的立场上。 耀邦常常与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分享党的历史经验，他深情地回顾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到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历史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必须用思想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通过说服、引导来鼓励大家讲真话、讲心里话。对 可以说，胡耀邦是传统体制内的一位勇敢探索者，他试图在遵循“规则”的同时实现突破。在那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开明与包容让他陷入了“左”“右”夹击的困境。然而，他并未因此放弃，而是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为国家的未来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我们现在回望耀邦的讲话与行动，更能深刻体会到他当时所面临的艰难与不易。在那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无疑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经济界。这份决定全面阐述了胡耀邦关于以城市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总体设想，系统回答了经济改革的性质、任务以及若干基本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