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田单干后那些老弱妇孺怎么办！”田家英1961年初的时候坚决不赞成包产到户，他含着眼泪向毛主席写信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现在又实行包产到户，把寡妇们丢开不管，良心上过不去。然而，1962年上半年，他奉毛主席之命，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到韶山做调查，听到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触动很深，他对工作队的人说：“包产到户是农民的心愿呀！”流露出同情包产到户的情绪。 回到北京，他就向刘少奇、陈云、邓公汇报，并向毛主席进言。另外两个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的高层领导人是邓子恢和陈云。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需要8年时间，用分田到户的办法可缩短到4年。等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回集体经济。7月17日，邓子恢当面向毛主席谈了相同的意见，邓子恢还在中央党校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等单位做报告，主张允许部分农民包产到户。 1956年5月，燎原社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悄然拉开了中国农村历史上第一次包产到户试验的序幕。燎原社，这片土地上燃起了一场名为“包产到户”的燎原之火。对于这一前所未有的变革，社员们的反应如同初春的田野，议论声此起彼伏。面对种种疑虑，工作组耐心引领大家展开讨论，逐步澄清认识：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前提下，对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的一次创新尝试。于是，一场以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社员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之风，悄然在燎原社吹开。 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其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他们根据种植品种的全周期管理需求，从播种、栽培、耕耘、积肥、施肥到日常管理，共划分出约400多项具体工种。随后，结合季节变化和劳动强度，为每项工种设定了日工作量及质量标准。劳力被科学划分为9个等级，从一等工的15分逐次递减至九等工的7分。为了更精准地衡量劳动成果，他们制定了分季按件对照表，将280项大小农活按照生产季节、内容、质量、数量定额及应得工分一一对应，精确计算到每一块田地。 各生产队再根据土地的远近、肥沃程度、水利条件及耕作难易，合理确定工分定额，确保责任到人、到户。这一系列举措，被精炼地概括为“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定额到丘，责任到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试验巧妙地将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相融合，打破了“天天集体、事事集体”的僵化模式，让社员或家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劳动效率显著提升。至1956年9月，永嘉县已有200多个高级社跟进实施包产到户，占比高达全县总社数的24%，改革之势蔚然成风。 在潘桥农庄，对“分级定额、按件计酬”责任制的探索并未止步。当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印发《改进生产管理》小册子，提出“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的构想时，虽缺乏具体操作指南，却如同一股清流，激发了人们的思考。面对分级定额后生产秩序改善但劳动质量难以保障的困境，他们决定以一个生产队为试点，尝试实施“三包”逐件到田、分段专责管理的模式，即生产统一安排，劳动分段规划，简称“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 这一创新不仅强化了劳动管理，还通过责任落实，有效解决了小段包工、按件计酬制度下劳动质量监督的盲点，实现了个人劳动质量与报酬的直接挂钩，管理者的管理质量也与其报酬紧密相连。原本由生产队长独揽的管理责任，被细化分解至各专管地段负责人，形成了更加精细化的管理体系。1956年3月31日，永嘉县委正式发文推广“四包”责任制及按件计酬，这已是第三次重要调整，其核心已悄然转向以地段和劳动的实际产出为生产责任制的基石。 戴洁天在回顾这段历程时，感慨万千：集体化进程中的种种挑战，根源并非农民觉悟不高，而在于责任落实的缺失。责任需具体，事事有人管，方能成就大业。劳动质量的评判往往笼统，而产量则是实打实的硬指标，直接反映劳动成效。为此，他们创新经营方式，确保每一寸土地、每一份产量都有人负责，通过保留生产队框架，将生产与农户紧密相连，让产量与劳动质量成为每块土地上的共同语言，激发了每个人的责任感。 在这场时代洪流中，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亦未能免俗。1981年春，随着全国大包干政策的推行，南街人迅速响应，每家每户都领到了那本沉甸甸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从此，“责任田”这一全新概念深入人心，它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预示着连最朴实的农民也开始学会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自身行为，用“好不好”、“适合不适合”来衡量自己的选择。这股思想解放的浪潮，为南街人后来土地的分与合埋下了伏笔。 岁月如梭，转眼间，社会已步入年轻一代对合作社、生产队概念陌生的时代。人们在生活的奔波中逐渐钝化了对周遭变化的敏感，但当“南街人重启集体化生产队”的消息传来时，还是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尤其是在中央红头文件明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南街村的集体化举措更显得格格不入，充满了政治风险。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南街村独树一帜，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其勇气与智慧，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