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寡母用棉花塞进了小儿子的嘴里，紧紧捂在胸前。她的四个儿子已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如今这个七岁的孩子成了她唯一的牵挂。但敌人搜山步步逼近，孩子的哭声会暴露整个村子。 母亲的泪水洒在破棉袄上，她心如刀割，却只能狠下心来。战后，她守着儿子的坟，说：“只要乡亲们平安，小七死了也值。” （参考信源：邓玉芬：为抗战献出6位亲人的伟大母亲 环球时报-北京晚报 2015-05-26） 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密云一带被日军占领，老百姓苦不堪言。 日军不但欺压百姓，还强迫村里人说自己是“满洲国”的子民，谁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就得挨鞭子。 邓玉芬没念过几天书，但她心里明白：“咱祖宗留下的土地，怎么能被小鬼子抢了去！” 她逢年过节都带着孩子们在家祭祖，一遍遍叮嘱：“记着，咱们是中国人！” 到了1940年，八路军十团进了密云西部山区。邓玉芬头一回见到这支队伍，拉着战士的手不停地说：“终于盼到你们了！你们可得好好打鬼子，替乡亲们出这口恶气啊！” 八路军在密云组织游击队，缺人手。邓玉芬一回家就对丈夫说：“咱家没钱没枪，但咱家有的是人。打鬼子，这是大家的事，儿子不能含糊。” 说完就把大儿子永全和二儿子永水送去了游击队，过不了几天，三儿子永兴也跑回家来，逃离地主的压迫，她二话不说，又把三儿子送了去。 日军的“扫荡”越来越频繁，实行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搞得山里一片荒凉。 邓玉芬的家也没能幸免，房子被烧了不止一次，夫妻俩带着孩子躲进了深山。 冬天山里特别冷，她带着小儿子们搭窝棚住，窝棚被烧了再搭，搭了再烧。 邓玉芬一边种地，一边供给八路军粮食，咬牙坚持着：“敌人烧光了，咱再种，反正不能让鬼子得逞！” 而她的家也是干部战士和伤病员的经常住所，她用心的照料受伤的战士，养好了一个又一个伤病员。战士们都知道，只要到了邓玉芬的家，就有了生的希望。 1942年春天，抗日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和丈夫决定重返村里。 可就在这时，天有不测风云，丈夫任宗武和四儿永合、五儿永安在种地时被日军袭击。丈夫和五儿当场牺牲，四儿被抓走了，关进了监狱，最后也没能活着回来。 邓玉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只觉得天塌了一样。可她强忍着泪水，拉着两个小儿子站在家门口：“姓任的杀不绝！鬼子来一个，我拼一个。” 她拾起丈夫留下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刨地，种下的是她对家人未了的思念，也是对敌人的深仇大恨。 到了1944年，日军对张家坟一带进行新一轮的“扫荡”，围山搜捕八路军和抗日群众。那天，邓玉芬背着年仅七岁的小七儿，一路躲进了一个隐蔽的山洞。 洞里又冷又潮，母子俩几天没吃东西，小七病得脸色发青，不停地哭闹着：“妈妈，我饿，饿……” 邓玉芬一边哄着，一边焦急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这一声声的啼哭，像刀子一样扎在她的心上。 可她知道，一旦让敌人听见了，不仅她和儿子有性命之忧，旁边山洞里藏着的乡亲们也会被发现。眼看着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邓玉芬急得出了冷汗。 她摸了摸孩子的小脸，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最后，她狠下心来，从破棉袄里撕下一团棉絮，哽咽着说：“小七，听话，忍一忍啊。” 说完，她把棉絮塞进了孩子的嘴里，用力搂住他的胸膛，紧紧捂住他的嘴巴。 过了许久，山外终于安静了。邓玉芬急忙把棉絮扯出来，孩子的小脸青紫，没有了气息。她抱着孩子，摇晃着喊：“小七，醒醒啊，妈妈在这儿呢！” 小七在妈妈的呼喊下，慢慢的睁开了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妈妈，我饿。” 此时，母亲的泪水洒在他的脸上，她心疼这个孩子。但为了其他人的安全，她不能出去找吃的。 当天晚上，小七死在了妈妈的怀里。那一刻，她心如刀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了。密云的乡亲们欢呼雀跃，庆祝胜利的到来。 胜利的笑容挂在邓玉芬的脸上，带着泪水，告慰泉下的丈夫和儿子，我们胜利了。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母亲，给她安排了舒适的生活。可邓玉芬始终不愿麻烦国家，几度拒绝了政府的安排。 1970年，邓玉芬安详离世。临终前，她嘱托公社干部：“别把我埋在深山里，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十团的孩子们回来。” 她走了，带着旧社会的苦难和新社会的幸福离开了人世。她留下的，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是一位母亲最深沉的爱与无私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