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一天，戴笠获知王亚樵在上海的住址后，带着大批特务破门而入。 当戴笠走进卧室，发现被窝还热乎乎的。显然王亚樵刚刚离开，戴笠带人在四周大肆搜捕，但一无所获。 1911年，革命如一道惊雷划破长夜，王亚樵时年24岁，他没有犹豫加入了革命的洪流。 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安徽的一个小镇，和同伴们一起听到这一消息，整个小镇沸腾了，人们挥舞着帽子，高喊着口号，而王亚樵站在人群中，他的心像被烈火烧过一样，既激动又焦虑。 革命虽胜利，但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决定前往更大的舞台——上海，那里是争斗与机遇并存的地方。 尽管王亚樵在革命初期深受孙中山的启发，他的方法和孙中山的大方向在本质上是有着显著差异的。 孙中山提倡用整合的武装力量来彻底推翻陈旧的政治体制，王亚樵更倾向于更为直接且具有针对性的方式——暗杀。 在他看来，暗杀不仅能迅速去除阻碍革命的关键人物，还能在敌人中播下恐惧，这是推动政治变革的一种更高效的策略。 1915年，王亚樵在与孙中山的一次秘密会晤中提出了建立一个专门的暗杀组织的建议。 他详细地阐述了通过精确打击可以怎样瘫痪敌方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加速革命的进程。 孙中山礼貌但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这种手段虽快，但并不足以根本解决问题，可能引发无休止的暴力和复仇，从而影响革命的正当性和道德高地。 这场讨论虽未能使孙中山改变立场，但却进一步坚定了王亚樵走独立道路的决心。 他首先成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一个表面上是为来自安徽的劳工提供支持和帮助的组织，实则是他革命活动的掩护，王亚樵的魅力和领导力让他迅速在上海的劳工中赢得了声望和支持。 随着劳工们的积极响应，王亚樵的组织迅速扩大，演变成为名震上海的“斧头帮”。 斧头帮的活动不限于为穷苦工人争取权利，更包括对抗那些剥削压迫他们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行事果断而激烈，甚至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暴力手段。 通过这些行动，王亚樵巧妙地将革命理念与地下斗争相结合，使得他在上海乃至整个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王亚樵的连串行动让国民党的高层感到极大的压力和恐慌。 在国民党内部，有人将王亚樵视为恐怖的象征，甚至蒋介石本人在提到王亚樵时，也是感到牙齿发酸。 而对于戴笠来说，王亚樵不仅是一位前师父，还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难题，蒋介石曾下令戴笠必须捕获王亚樵，但多次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一天，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王亚樵的秘密住所因内部人的出卖而暴露。 戴笠获得了他的行踪，迅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军警特务队伍浩浩荡荡，超过100人，他们包围了王亚樵的藏身之地，这是一栋位于上海老弄堂的旧式公寓。 特务们战术协调，迅速封锁了所有出入口，并在雨中严密监视每一个可能的逃逸路径。 突破性的一刻很快到来，特务们破门而入，房间内的灯光刺眼，寒风也随着门的开启肆虐进屋内。 屋内一片混乱，但显然被有序地搜索过，抽屉被翻开，书籍散落一地。 王亚樵的标志性黑紫羊皮袍就摆在床上，被窝中还留有体温，似乎主人刚刚离开。 王亚樵的身影却杳无踪影，特务们开始在房间内四处搜寻，从壁橱到床底，无一处不查，甚至连天花板和地板都敲打寻找暗门，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此时的王亚樵，已经察觉到了危险的临近。 他的反应迅速而果断，听到外面的喧嚣声后，他立刻从卧室窜到了四楼的阳台上。 王亚樵面对楼下的特务，他没有选择直接对抗，而是决定利用建筑本身作为逃脱的工具。 在雷雨的掩护下，他爬上阳台的栏杆，手脚并用，熟练地沿着隔壁楼房的下水管缓缓而下。 当他成功抵达地面，迅速混入夜色中，消失在军警特务的视线里，他的这次逃脱，不仅是对身体能力的极限考验，也是对其应急反应和智慧的充分展现。 戴笠立志要捕获王亚樵。 为了接近王亚樵，戴笠策划使用其在香港的女友婉君作为突破口。 婉君表面柔弱，实则内心复杂，经历多次的心理操纵和诱导后，她被戴笠的手下成功劝说协助国民党。 婉君最终决定背叛王亚樵，并透露出王亚樵的藏身地点。 1936年9月20日的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婉君以商讨紧急事务为名，将王亚樵诱至她的住处。 王亚樵虽然警觉，但并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背叛，按计划时间到达。 当王亚樵步入婉君的住所，门突然关闭，屋内一片漆黑。 紧接着，房间里弥漫起石灰粉的刺鼻气味，瞬间夺走了王亚樵的视线。 屋内很快响起了激烈的打斗声，表明了这场生与死的较量。 经过一番殊死搏斗，王亚樵最终体力不支，被密集的枪火和刀刃击倒，身体多处受伤。 在确认王亚樵已经死亡后，特务们没有停手，转而残忍地结束了婉君的生命，并将她的遗体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