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林彪敢于写信给毛主席提出自己想法的这种做法是无可非议的，周总理评价说：“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 周总理一生客观真诚的面对各种人，各种事。在与外国宾客深入探讨关于日本的各项议题时，总是能够信手拈来，准确无误地提及日本众多的知名人物与地点，展现了他那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外交技巧。然而，这对于精通各语种的高级翻译们而言，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为日本人名和地名在汉语中的发音，与日语原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稍有不慎便可能出现纰漏。 有一次，当周总理与朝鲜外宾进行友好交流时，他娴熟地引用了诸如佐藤、名古屋等日本的人名、地名。这些名称在日语中或许耳熟能详，但在汉语中却显得生涩难译。一时间，在场的译员们面面相觑，手足无措，无法准确地将这些名称翻译出来。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困境，周总理却显得从容不迫。他微微一笑，亲自用日语将这些名称准确地告知了外宾，化解了这场尴尬。 会见结束后，周总理对这名译员提出了严肃而中肯的批评。他明确指出，对于日本的人名、地名，若再次出现翻译失误，将是不可原谅的。同时，他还着重对陪同会见的外交部负责人强调，此类情况已非孤立事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即，他便指示外交部要迅速行动，组织专家编纂一本详尽的日本人名、地名中日文对照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不仅要列出所有的日本人名和地名，还要在每个日文名称后附上对应的英文翻译。这样，各语种的译员便能够认真学习，牢固掌握其准确的英语发音，确保在未来的口译工作中万无一失。 他说道：“这本书主席都那么熟了，还天天在翻阅。你作为翻译，更应该深入研读，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冀朝铸深受总理的教诲，认真研读了《资治通鉴》，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这不仅提升了他的翻译水平，也对他后来为毛主席、周总理担任翻译工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周恩来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着廉洁自律的作风。他严于律己，无论是喝茶、吃饭还是洗衣等日常琐事，都坚持自己付钱。甚至一些本应由国家供给的物品，如药品、报纸等，他也总是自己承担费用。因私外出用车时，他总是自己支付油费，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西花厅是他常住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无法蓄水的水池子。花工便巧妙地利用这块地方种上了蔬菜，还在草地边、墙角边种上了玉米、豆角等作物。这样一来，总理就能品尝到新鲜蔬菜了。 然而，有一次周恩来在用餐时发现了新增的豆角，他立刻警觉地询问卫士是否已经付钱。在了解真相后，他坚决地表示：“用公家的地、公家的水长出的东西就应该付钱。一部分给花工作为酬劳，一部分上交给机关作为公款。”这件小事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深深地触动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 除了周总理，粟裕也是人格魅力的典范。 在军队建设方面，提高建军质量效益、加强训练、注重能力是以质代量、发挥每个人潜力的关键所在。这是粟裕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在我军建设进入现代化发展高级阶段初期所着重强调的。当时，我军军费有近半数被用于日常生活和一般非战斗需用方面，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方式让粟裕深感忧虑。此外，由于军队训练水平低、掌握技术不熟，导致事故频发、故障难除、耗损巨大。特别是旅大接装时，苏军一个机械化师9000人的装备，我军却要动用14000人才能接下来。这一对比让粟裕深感震撼，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了提高部队质量的重要性。 他指出：“苏军的汽车驾驶员可以兼修理工，苏军的射击手可以驾驶汽车，而我们却都不行。”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财务部没有长远的打算，害怕浪费汽油而不让炮手学开车。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少开支，却没有想到提高部队的质量所带来的长远效益。因此，粟裕针对当时部队中普遍存在的学习无信心、学不学“无所谓”、轻视技术不愿学、学一点就自满等问题，号召全军官兵“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熟练掌握手中武器”。他强调要根据今后战争需要和我国地形、气候、交通等特点以及我军现有装备和将来可能获得的装备，加紧现代化的诸兵种合成军队训练。 针对技术兵种为节省油料而减少实习导致技术不熟的问题，粟裕明确要求：“今后必须消耗一定数量油料，在各种地形、道路上进行训练，对海空军驾驶员亦然。”他还特别强调：“培养飞行员需下大本钱，才能适应今后需要。因为飞行员训练必须经历一定长的时间，如果急于求成则事故损失会非常大。”这些措施的实施，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