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晚年感叹：包产到户的成功对我震撼太大了，原来我坚定地走大寨路线，虽小有进展，基本上是僵持——因为拼命干，还能前进一两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挤回来了。到大包干的时候，农民却像上了发条似的拼命干活，中国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饱变成粮食过剩。你不得不承认这东西真管用，农民多打粮食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却变好、变宽松了。 燎原社，其全名实为燎原高级社，诞生于1955年的历史洪流之中，由任桥、凰桥、曹埭三个村落携手共建，共同书写着农村合作的崭新篇章。“燎原”之名，蕴含着一段别致的由来：1953年，任桥村率先点燃合作的火花，成立了名为“凝潮”的初级社，此名取意于“凝聚潮流”，又巧妙地与“任桥”在方言中的发音相契合，寓意深远。 与此同时，凰桥村也不甘落后，独立成立了“钢建”社，象征着钢铁般的意志与建设的决心。而在另一隅，寮下村同样怀揣着成立初级社的梦想，却在命名上犯了难。恰逢戴洁天驻村于此，村民们便向他求教。戴洁天灵机一动，鉴于寮下村名中的“寮”字，提议以同音字“燎”命名，寓意如野火燎原，势不可挡。于是，“燎原社”应运而生，并在1956年三村合并升级为高级社时，继续沿用这一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名字。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的文章，如春风拂面，给农村改革带来了新思路。该文由何成执笔，详细介绍了四川江津地区大胆尝试包产包工到社员的创新做法：对于费工少、易管理的作物，由全队统一负责；而对于需精细管理的作物，则划分地段，责任到人，甚至细化到每个社员。 这一举措，犹如破冰之锤，首次打破了“生产组与社员不能包工包产”的陈规陋习。文章强调：“若仅生产队向管委会包工包产，而生产组仅包工不包产，将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迫切需求。”李云河手捧此文，满怀激情地向地委农工部部长郑嘉顺请示，能否在永嘉县进行试点。郑嘉顺审慎考虑后，同意先行试点，但强调不可盲目推广，并选定潘桥作为试验田。然而，区委领导担忧潘桥社规模过大，一旦失败，影响恶劣。经反复权衡，1956年5月21日，永嘉县委决定在规模较小的试点乡社进行尝试，戴洁天再次受命，挥别潘桥，踏上雄溪的土地，继续他的改革探索之旅。 历史的车轮驶入1980年，这一年，安徽农村的家庭承包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为安徽乃至全国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注入了强劲动力，特别是为已推行“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地方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对安徽的“包产到户”给予了高度评价：“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地方因地制宜，实行‘包产到户’，成效显著，变化喜人。 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采取了这一措施，增产幅度惊人。昔日‘凤阳花鼓’中唱的凤阳县，也通过‘大包干’一年翻身，面貌焕然一新。有人担忧这会削弱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邓小平的这一席话，如同春风化雨，极大地鼓舞了安徽农民和干部的改革热情，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干部也转变观念，积极投身农村改革浪潮，推动全省农村改革步伐迅速加快。至1980年底，全省实行“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66.88%；1981年底，这一比例攀升至84.64%；而到了1982年1月，中共中央总结经验，下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均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有效组成部分。 提及吴仁宝，这位只受过短暂私塾教育的“农民政治家”，却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超凡的领导才能，使华西村成为了中国农村发展历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从“农业学大寨”的典范，到科学种田、乡镇企业发展的领头羊，再到扶贫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兵，华西村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学大寨”的热潮中，吴仁宝表面上积极响应，背地里却悄悄抽调20名村民，在村里秘密办起了小五金厂，这在当时可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资本主义尾巴”。 他的儿子回忆道：“田里红旗招展，喇叭声声，检查人员一走，我们就悄悄钻进工厂。”为何甘冒奇险？只因种田难以维持生计。那时，全村人辛苦劳作，农业总产值不过24万元，而那个小五金厂，仅用三年时间，就达到了相同的产值。吴仁宝的这一壮举，虽让他一度失去仕途上的晋升机会，甚至落选为江阴县县委书记和江苏省委委员，但他无怨无悔，回到村里，继续以村支书的身份，带领华西人走向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