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3日，国民党中将张轸去武昌劝说鲁道源起义，鲁道源却向顾祝同告了密，顾祝同密电白崇禧让马上除掉张轸。 1949年，解放军的胜利步伐从东北迅速延展至华北、华东，国民党内部陷入政治动荡，蒋介石被迫让位于李宗仁，试图以“划江而治”谋求喘息。 在风雨飘摇中，不少国民党将领开始审时度势，为自己的未来谋划出路。 张轸这位被临时扩编任命的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所部由地方部队改编，战斗力并不突出，但其所处地理位置却十分关键，控制了长江要道，是南北两军对峙的战略咽喉。 正因如此，他成为了国民党内部、共产党的中间人、以及其他势力争夺的重要对象。 面对三方博弈，张轸并未立刻表态，他在回忆录中坦承，这一阶段的犹豫更多源于其政治投机心理：“我酝酿起义，不是完全从革命出发，是有政治野心，作政治投机。” 此时，战火虽未完全熄灭，但格局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淮海战役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这场战役的胜利，令原本寄希望于“划江而治”的国民党将领如坠冰窟，也让许多心怀不安的中层军官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 张轸在得知淮海战役结果的那个夜晚，坐在司令部简陋的办公室中，久久没有入眠。 他在心中计算着，淮海战役的失败意味着整个中原的国民党防线已彻底崩溃，而长江防线显然无法孤立维持太久,“划江而治”，这个被李宗仁和白崇禧反复鼓吹的计划，如今显得不堪一击。 张轸的内心从未被革命热情驱动，他的选择总是深植于个人的利益和政治野心。 他明白，在国民党残败的局势下，如果继续观望，等待他的很可能是被围困或被俘的结局。 淮海战役后的几天里，他的内心斗争尤为激烈，面对部下的问询，他以“观察局势变化”为由搪塞，但内心深处，他早已在思考如何为自己谋求一条出路。 张轸深知，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主动的姿态投身解放军，这样不仅能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政治条件，也能保全手中的部队和资源。 张轸没有贸然行动，他将自己的计划分为两步：首先是派人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试探对方对他起义的接受程度；其次是巩固自己在部队中的控制力，为起义做好准备。 1949年2月的一天，张轸秘密召见了女婿张尹人。 张尹人告诉他，解放军高层对他的态度是“欢迎其起义，但不会承诺过多”。 他皱着眉头思索了片刻，问道：“如果我要求保留整个兵团的建制，他们是否会同意？” 张尹人低声回答：“中共方面的立场是谈判可行，但建制保留与否，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张轸点了点头，深吸一口烟后，将手中的烟卷按灭在桌边的烟灰缸里，他明白，谈判虽然没有明确的承诺，但起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他手中。 他转而吩咐张尹人：“替我带个口信给邓先生，就说我有意向起义，但希望在战后能够维持地方的稳定局面，也请他们给予支持。” 在派出张尹人与中共接洽的同时，张轸并未放松对局势的观察。 他通过部下传来的情报了解到，解放军在江北地区的进军速度正在加快，而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防御部署则漏洞百出。 为了进一步增强心理安全感，张轸多次派人与中共秘密联络，传递自己的条件与意愿。 同时，他开始调整兵团内部的部署。 决定起义后，张轸清楚，时间已经不站在他这一边，他迅速以“研究白崇禧坚守江防计划”为名，召集师以上军官召开紧急会议。 与此同时，张轸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他派出密使张尹人秘密渡江，与解放军江汉军区洽谈具体行动方案。 张尹人带着张轸的密信，乘夜悄然登上一艘渔船，寒风凛冽，江水拍打着船身，他紧紧抱着信件，生怕一丝差错毁了整个计划。 几日后，密使带回的消息是中共的正面回应，确定了配合起义的具体步骤。 1949年5月13日，张轸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赶往武昌，与鲁道源展开一次慎重而隐秘的谈话。 在会面中，张轸言辞恳切，强调大势已去的现实，并提出双方协同起义的构想。 他进一步承诺，一旦鲁道源响应起义，必将保全部队建制，确保其在新的局势中占据有利地位。 鲁道源表面上态度温和，似乎被张轸的言辞打动，但内心却暗藏顾虑。 就在张轸离开后不久，他便迅速向国民党总参谋长顾祝同发出密报，将张轸的计划透露给高层。 次日，密报送至白崇禧手中。 他当即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召见张轸，会谈氛围陡然剑拔弩张。 “顾祝同来电，说你与共匪密谋叛变，”白崇禧语气冰冷，目光直逼张轸。“我命令你，立刻召集部队的师长以上军官，明天全部到汉口接受调查。” 张轸闻言，心中暗自一沉，但脸上却没有丝毫动摇。 他轻笑着答道：“长官，这些指控简直荒谬！但既然您要求，我当然愿意配合调查。不过，此处条件有限，打电话召集部下并不方便，我需要回兵团驻汉办事处安排。” 白崇禧盯着他看了片刻，最终摆摆手说道：“快去快回，别耽搁。” 离开公署后，张轸没有回兵团办事处，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往金口，召集核心将领紧急会议。 他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告知，并当场下令：“情况紧急，起义必须提前。今晚行动！” 当天深夜，张轸正式宣布起义，为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打开了重要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