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作人被释放出狱时的场景。镜头下的他身材矮小，身穿白色长衫，留着一抹小胡子，走起路来步步生风。他是大文豪鲁迅先生的胞弟，只可惜与他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周作人青年时期，已经显示出了其对文学与生活深刻的品味和独到的见解。他的生活哲学可以从他的言论中窥见一斑：“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他对生活细节的精致追求，体现了一种超脱于日常生存需求的生活态度。 周作人的一生不仅在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政治生涯同样引人注目，尤其是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选择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转折。1938年春天，他出席了由日伪政权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一行为立即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响，文化界对他的批评声浪一时间高涨。当年秋天，他更是出任了伪政权东亚文化协议会委员，从而彻底陷入了众人口诛笔伐的境地。 1939年，周作人的生活进一步陷入困境。元旦当天，他在自己位于北京八道湾的家中遭遇了暗杀企图，一名持枪者试图刺杀他，幸亏子弹击中了纽扣，他才侥幸逃过一劫。 周作人为了生活的安稳，决定更深入地投靠日伪政权，1941年元旦，他被任命为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和教育总署的督办，成为一个彻底的文化官僚。这一时期的周作人，不仅个人声誉受损，同时也给抗日战争带来了不利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为其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关押于南京的老虎桥监狱。 1949年，周作人在得到不少文人的呼吁和支持后，终于获得释放。尽管有人建议他前往国外，以避世静养，但他因怀念北平的生活，最终选择回到了北京。 周作人的才华不仅局限于文学创作，更在翻译领域留下深迹。周作人自青年时期便涉猎多种语言，包括日文、英文、世界语及古希腊文，解放后，凭借毛主席的特批，他以“周启明”和“周遐寿”等笔名，翻译了众多世界经典，积累了高达400万字的翻译作品。 在1949年至1966年的岁月里，周作人的生活相对安定，除了固定的翻译工作外，他还会与旧日北平的朋友们闲谈往事。 1966年八月，一群人闯入周作人家中，不仅破坏了其母鲁瑞的牌位，还封锁了他在八道湾的住所。这时的周作人已年逾八旬，体弱多病，却仍被迫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在群众的羞辱与暴力之下，周作人被迫居住在自家屋檐下的狭小空间。 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也被扣押在“牛棚”，全家人的生计仅靠周丰一夫妇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经济来源被切断后，周作人家的生活更是步履维艰。政府重新定下了周家的生活标准，仅允许他们购买粗粮。营养不良，加上长期居住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周作人的身体迅速恶化，两腿浮肿，行动变得越来越艰难。 在极度绝望中，周作人曾两度向当地派出所写信，请求服用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这两封求助信最终未能得到任何回应。周作人的这一行为虽然带有传统文人的矜持，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呼声如同石沉大海。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的生命在孤寂中画上句点。当日早晨，张菼芳为周作人准备早餐后匆忙离开。下午，一位邻居发现周作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体温逐渐消失。据推测，周作人可能是在试图起身时突发疾病去世。由于当时的情况限制，连遗体都未能送往医院进一步确认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