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集团的覆灭，使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尝动乱之苦后已开始觉醒，党心民心渴望安定团结，渴望把生产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这些变化，成为1972年前后周总理领导的纠“左”斗争的历史契机。这样，就使得党内上层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自“十年运动”以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党内健康力量获得了极大加强，成为周恩来能够在1972年前后领导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一段时间内公开着手纠正错误的一个基本条件。 周恩来曾言：“世间最聪慧之人，实乃最诚实之人。盖因唯有诚实之辈，方能经受事实与历史的严苛考验。”此言与儒家经典《中庸》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不谋而合，皆强调“诚”为天下万物之根基。天道与人道相融相通，故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需以“诚心正义”为立身之本。 曾国藩亦曾有感而发：“才而无德，近小人；德而无才，近愚人。”正因如此，周恩来将“诚”字奉为人生智慧的至高境界。他虽才智过人，却始终保持以诚为本，从不玩弄心计，更兼备谦虚之美德。遇事之时，他总是先倾听众人之意见，而后方抒己见，绝不妄自尊大，独断专行。周恩来巧妙地将才华智慧与谦虚诚实融为一体，铸就了其超凡脱俗的智慧人格。由此可见，以诚为本，方为人生之大智慧。人生至境，无非返璞归真，恰如行文之道，技巧法则虽多，然文章之极，终归于自然本真。 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历经岁月洗礼而愈发璀璨。他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至理名言，深谙“历史发展不息，个人成长亦无止境”之理。他深知人生有限，知识无穷，故而修身自省成为其终身的课题。四十五岁那年，他订立《我的修养要则》，至六十五岁仍谦逊表示：“吾今六十五载，岂敢言已修养至善，无需再改？吾仍处改造之中，愿为表率。”周恩来将人民之需、社会发展之要，内化于心，融于血肉，终攀人格之巅，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中华民族的人格典范！其人格之稳定升华，实为世人瞩目之焦点。无论顺境逆境，抑或危难之际，他的人格之光，从未动摇，更未黯淡。 解放后，周恩来常于北京饭店理发，对理发师朱师傅不仅关怀备至，更满是体谅与尊重。一次，朱师傅为其刮胡时，因周恩来偶发咳嗽，不慎将其下巴刮破。朱师傅慌忙致歉，而周恩来却宽慰道：“怎能怪你？怪我咳嗽未先告知，幸得你刀快躲避。”一番话语，让朱师傅心头暖流涌动。周总理之情深意重，可见一斑。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恩来自知时日无多，最后一次前往北京饭店理发，提出与理发员们合影留念。 朱师傅心善，言及有人未至，欲待下次再聚。殊不知，这竟是周恩来的委婉告别。同年十二月底，周恩来病情恶化。朱师傅屡次欲前往医院为其理发，周恩来却婉拒道：“老朱为我理发二十余载，见我如此病状，必会心生难过，还是莫要让他来了，代我谢过他。”周恩来逝世后，朱师傅悲痛欲绝。总理不仅对朱师傅，对北京饭店的每一位员工，皆是同样的关怀与尊重。因工作之便，他常至饭店走动，与领导、服务人员亲切交流。饭店上下，对周恩来皆怀有深厚情感。时至今日，老职工们提及周恩来，仍无不泪眼婆娑。 除了周总理，朱老总也不得不提。 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曾言：“需节俭，需过艰苦生活。抗日游击队为民族解放、为保卫家园而战，即便半饥半饱，亦要坚持斗争。游击队领导者需向队员深入阐释此理，而领导者自身更应率先垂范，做艰苦生活之模范。需反对一切贪污腐化浪费之行，实行官兵平等之生活，真正与士卒同甘共苦。此艰苦生活之模范作用，于抗日游击队中尤为重要，往往成为决定游击队前途之关键因素。”朱德言出必行，他坚韧不拔、顽强不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实为楷模。在抗战烽火中， 朱德之所以威望卓著，皆因其对人民之热爱与忠诚，因其时刻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之作风。在敌后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投身抗日大众战、民兵战，乃党和军队之主要任务。朱德多次强调，要加强军队与人民群众之联系。他指出：“八路军源于人民”，“灵活战争离不开人民，军队如鱼，人民如水，鱼离水则不能生，有人民则活动自如”。他深知，民众运动有成效之地，游击战争便能发展，抗战便能胜利坚持；而民运落后或受挫之地，抗战必遭不必要的艰难。欲动员民众，必先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 “无规矩不成方圆”，革命党、执政党若脱离规矩，必将如一盘散沙。规矩既立，便非摆设，而是准绳，需人人遵守。唯有如此，诸事方能有条不紊。此处所言之规矩，非教条主义，而是原则性、客观性之体现。需防止固步自封，固步自封之本质，即不守规矩。它要求并坚持不断创新、发展，对于正确、得民心、符合客观规律之事，需坚持而不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