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过，溥仪不能杀，而且搞特赦第一个就应该是把溥仪放出来，溥仪好歹也当过三年皇帝，那可是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虽然那时候溥仪还是三岁小孩，但是在当时皇帝就是最大的，所以第一个就把溥仪放出来能提现我们新中国的博大胸怀 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全球，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时也宣告了爱新觉罗·溥仪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傀儡的生涯画上句号。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人们普遍期待对溥仪等战犯进行审判，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却展现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下达指令给人民军队，要求他们在进军东北过程中，对爱新觉罗家族成员进行妥善保护。这一命令反映出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角度，试图展示宽容与大度的政治风格。 此决定既是对中国传统宽容精神的继承，也是一种政治策略，意在稳定社会情绪及整合各方力量，为新中国的建立创造和谐环境。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内政局逐渐稳定。在同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他请求苏方将包括溥仪在内的100多名日本战犯和日伪战犯引渡回中国。苏联方面对此表示同意，体现了两国在战后处理战犯问题上的合作。 1950年3月，毛泽东在归国途中停留长春，参观了溥仪曾居住14年之久的伪满洲国皇宫。此行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回顾，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不久后引渡工作全面启动，五个月后，溥仪及其他战犯被安全送回中国领土。 尽管此时溥仪内心充满绝望，甚至预感自己的末日将至，但实际上迎接他的并非刑场，而是被称为“学校”加“医院”的战犯管理所。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与其他战犯一样接受统一的改造学习。根据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特别指示，所方人员在生活等多方面对溥仪进行了格外的关心和照顾，并允许他与家人通信、见面。 溥仪的七叔，载涛，一个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新身份在新中国得以确立。他不仅脱离了清朝皇族的光环，转而投身于现代政治生活中，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的顾问。 在政治上的转变也显著，载涛后来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及政协委员，这标志着他从皇族成员成功转型为国家的公仆。 1956年2月份的一次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将载涛引见给毛泽东主席。这次会面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介绍，更是象征着新旧交替，展现出新中国领导层对历史人物的包容和重用。 毛泽东对载涛过往的身份有所了解，但他更关心的是载涛与溥仪的现状及关系，体现出他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刻理解。 毛泽东的关怀不仅止步于询问，他还鼓励载涛去看望正在抚顺进行改造的溥仪。在毛的指示和周的安排下，载涛与溥仪的三妹韫颖于1956年3月前往抚顺。这次访问不只是家族的团聚，更是政治宽恕与个人改造的象征，溥仪对此感激涕零，显示出他对新生活的接受与感恩。 进一步地，毛泽东在同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了对包括溥仪在内的战犯的宽大政策。他明确表示，对待战犯的宽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旨在通过不施加极刑，而是提供改造机会，来展现共产党的仁政与决心。 到了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厅内挂着一幅巨大的横幅，上书“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这是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将被特赦，其中包括溥仪。 当天，战犯们按照通知，聚集在俱乐部的大厅中，气氛既紧张又期待。会议开始不久，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步入台中，手持特赦令。他高声宣读了第一个名字：“爱新觉罗·溥仪。”这一刻，原本沉默的大厅陷入了短暂的静默之后，随即爆发出激动的气氛。 溥仪本人对这一幕感到万分震惊，他从未预料到自己会成为特赦的第一人。在难以置信和激动的情绪推动下，溥仪颤抖地走上台，接过了象征自由的特赦令。 面对自由的重获，他的感情溢于言表，泪水在不自觉间流淌下来。这一情景，后来被溥仪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他表示这不仅是因为重获自由的喜悦，更因为对过去的种种回顾，以及对未来可能的期待与不确定。 参考资料：爱新觉罗·溥杰著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溥杰自传》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