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第180师宣传科科长安靖荣在敌后艰难转战了100多天后，率领6名战士顺利归队。1个月后，上级将安科长当做负面典型，直接开除军籍，判处5年有期徒刑。多年后，安科长讲：“祖国母亲永远是母亲。” 1951年5月末，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在朝鲜战场遭遇了美韩联军的重围。他们的位置在山峦间，被敌军完全包围。师部接收到60军的电报，命令其向西北方向突围，并在鹰峰集结，期待有友军的接应。然而，当180师的部队抵达鹰峰时，却惊悉该地已落入敌手，连同史仓里方向也被占领，导致180师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 180师的538团和539团尝试过数次突围，均遭受沉重损失。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决定分散突围，以小股力量增加生存的可能。然而，在当时的极端恶劣条件下，分散突围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 激战中，指挥官们和战士们饱受饥饿和疲惫的折磨。某日，大雾和暴雨的天气为部队提供了隐蔽的机会，但也使得地形变得难以辨认。180师师长郑其贵和参谋樊日华带领小队在复杂地形中尝试突围，却因天气恶劣和地形复杂，导致迷路。 在搜寻师长郑其贵的过程中，战士们遇到了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吴的出现如同定海神针，战士们围绕他继续向北突围。这些日子里，士兵们已饿了近一周，体能严重不支，樊日华等后勤人员的体力也跟不上前线战士的步伐。 突围中，他们偶遇工兵连连长王贵锁和他的部队，在已被美军烧毁的马里坪兵站发现了少量粮食残余。尽管这些粮食不足以支撑所有人，但对于绝境中的180师来说，已是雪中送炭。然而，粮食有限，最终只能供给少数人，吴成德与两名警卫员得以随工兵连继续行进，其他战士则不得不继续寻找生路。 1951年6月，为了改善后勤状况，志愿军组建了后方勤务司令部，开始全力构建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 剩余的战士分成三组，尽力避免被敌人发现。在这种分散行动中，他们遇到了539团的排长薛润七，他与战士们分享了自己携带的豆子，暂时缓解了饥饿。战士们继续前进，寻找能吃的一切，包括树叶和草根，以及当地百姓剩余的粮食。 7月下旬，他们在铁原以南的龙集洞遇到当地百姓，得到了一些粮食帮助，这才使得剩余的战士能够稍作休息，继续生存。然而，长时间的饥饿和劳累使得这些士兵虚弱至极，不得不在山林中艰苦生活了40天，直到战争的形势有所改变，他们才得以重新集结，继续战斗。 8月，七名志愿军战士面对着凶猛的自然和严峻的战况，做出了继续北上的决定。此时的志愿军已由动态的运动战转为更为坚固的阵地战。 他们的前方是汉江，它的宽阔与湍急在雨季来临时更显得难以逾越。江面宽达百米，水势汹涌，而在这七人中，仅有两位会游泳，这使得直接渡河的计划变得不再可行。于是，他们决定制作木筏来尝试渡过汉江。 他们的行动地点离一座敌军重兵把守的铁桥仅三公里，那里的军事压力使得他们不能从那里过河，只能选择更为险峻的自然路线。最初，他们使用葛藤蔓来捆绑木筏，然而这种材料在实际使用时很快显示出了它的不稳固性，木筏一入水便被急流冲散。 在随后的尝试中，他们找到了更为坚固敌军废弃电话线。利用这种意外获得的资源，他们重新构建了木筏。539团的排长薛润七带头，使用电话线制成简易滑索，首先独自下水，艰难地泅渡到对岸，并在那里固定滑索，以便其他人能够顺利过河。 随着他们陆续过河的过程中，当到了第六人时，电话线不幸断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困境，薛润七不得不再次下水，历经危险将滑索重新连接，确保每位战友都能安全渡过这道自然的障碍。 过江后，他们并未立即获得安全。由于仍处于敌人控制的区域，七人只能暂时藏匿于丰满的稻田中，等待夜色的降临来遮掩他们的行动。 在接下来的两个夜晚，他们利用樊日华对地形的了解，成功穿越了两重铁丝网。天色微明时，他们发现对面阵地有身着我军制服的战士。 在与对面阵地取得联系的过程中，因为薛润七方言的口音和他破烂的衣着，差点被误认为敌人。随后，吴明善主任用普通话与我军战士沟通，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当问到“你们几个人？”时，七人无不感动落泪。最终，这七人成功回到了47军的前哨阵地。 回归部队的安靖荣并没有得到预期的英雄般的迎接。相反，在短短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部队上级突然召集了一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安靖荣被指责为负面典型。原因之一是他在敌后作战期间的某些决策被视为有失审慎，具体细节并未公开透露，但结果是他被直接开除军籍，并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在狱中，他过着规律的生活，甚至在监狱图书馆担任管理工作，利用有限的资源阅读和学习。与此同时，他始终保持着对外界变化的关注，尤其是关注着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服刑期满后，安靖荣被释放，但他选择了不公开讨论自己的经历，也很少提及自己曾经的军事生涯。他转而投身于教育工作，在一个小镇的学校里教授历史。 直到晚年，安靖荣在一次偶然的采访中提到了自己的过去，他说：“祖国母亲永远是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