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个年仅12岁的中国女孩在街头被一名美国士兵的汽车撞倒，女孩父亲得到了26美元的赔偿。面对这笔少得可怜的赔偿，父亲沉默不语，深深刺痛了在场的另一名美国士兵，愤怒悄然蔓延……

（信源：《他是第一位美籍中共党员，蒙冤入狱大起大落却初心不变》——共产党员网）

1945年，二战硝烟散尽，世界渴望和平。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城市，见证了一场悲剧，也见证了一个美国士兵的良知觉醒。

1945年的昆明，一部分美军滞留于此。

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走他们身上的戾气。

纸醉金迷，寻欢作乐，成了他们打发时间的“日常”。

九月的一天，被酒精浸泡的美军士兵，驾驶着他的吉普车在昆明的街头巷尾横行无忌。那一天，十二岁的李木仙如同往常，在家门口欢快地踢着毽子。

她怎能想到那尖利的引擎声会是命运的噩梦。美军的车子无情地将她撞倒，年轻的生命就此逝去。

那位美国士兵并非蓄意为之，据说只是想吓唬一下小女孩，可是酒精作用之下，他的行动变得难以预料。不管是意外还是有心，一条鲜活的生命在瞬间消逝。

让人更加悲愤的是，美军对此事件的处理态度。

他们建立了所谓的“赔偿损失部门”，负责解决那些“少爷兵”所制造的事端，他们一番“评估”后竟然只赔偿了李木仙家人26美元。

这个数字仿佛一个讽刺的耳光，狠狠扇在了中国民众的心上。

美方军官的辩解更是荒唐至极，他们认为李木仙年幼不能赚钱，对家庭经济没有影响，且身形娇小，丧葬费用亦不高。这种冷酷无情的逻辑，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怒火。

“难道中国人的性命就只值这26美元？”这声质问如波涛般汹涌，但在强权之下却显得渺小无力。

李木仙的父亲，一个胆小的小人物，最终只收到了6美元的赔偿，其余的20美元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李木仙的事件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显现出战后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与无奈：外力的霸道，政府的软弱，百姓的无力与隐忍。

李敦白，这位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犹太青年，追求正义而入伍成为美国陆军的一员。他学习了中文，来到中国战场，抵抗日本的侵略。

战争结束后，他来到了昆明在美军军法处的赔偿损失科担任翻译，李木仙的案件成了他接手的第一个案件。

他震惊于赔偿金额的微薄，疑惑于为何一个生命可以如此被轻视，他尝试与赔偿官理论，但对方却认为给的26美元已然足够。

他试图帮助李木仙的父亲追回那被扣押的20美元，但面对父亲的软弱与迟钝，李敦白感到了深深的无力。他开始重新审视：为何一个大兵可以对生命如此漠视？

何故国民当局竟如此懦弱？何故人民大众显得如此冷淡？在美利坚合众国度过的岁月，让李敦白对世间的不平等有了透彻的理解。

他投身于非裔美国人的权益斗争和劳工的权益维护活动，并且成为美国共产党的一员。

踏上中华土地后，李敦白阅读了伊迪加·斯诺与马海德的书籍，对中国红色政权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共产主义者的公正行事与清廉自守，深深吸引了他，李木仙的事件最终让情况到达转折点。

他认清了，唯有赤党才能彻头彻尾改造这片土地，才能给普罗大众带来一线希望。

1946年，李敦白在假期中找到了机会，暗中抵达上海，与地下的红色组织接上了头。

他甘之如饴，愿为国家的自由大业尽一份力。接着，他被指派到中原解放区域，负责接收国际救援物资。

在此李敦白和诸如李先念、王震等共产主义高级军官结为挚友。目睹了他们付出的辛勤努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后，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的抉择。

李敦白掌握了国民军即将向解放区发起进攻的机密信息。他不慌不忙地将消息传给了李先念，帮助赤军及时布防。

同年十月，经周恩来安排，李敦白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与毛主席、朱德会面。他呈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荣耀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

革命之路充满曲折。新中国成立前夕，李敦白被卷入斯特朗事件，惨遭牢狱之灾。

那时，他的生活陷入了低谷。直至1955年，斯大林时期的冤案得到平反，他才得以恢复自由。

重获新生后，他不抱怨，继续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大业。

李敦白在新华社与广播事业局任职，他用自己的声音，将中国的传奇传向全球，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呼声。他与来自山东的女子王玉琳相遇，两人相依为命，共度五十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