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董其武在得知老长官傅作义不参与授衔后，他连忙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自己能保持原来中将军衔就行，授上将实在是受之有愧，谁料毛主席却回他这样一句话：他杨成武是党员可授可不授，你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国民党在多个战场上接连败退，蒋介石迫切寻求各方力量来稳固政权。在此背景下，董其武被任命为绥远保安团的司令，试图通过其地方影响力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然而，随着战局的变化，董其武开始产生了动摇。 19岁那年，董其武响应山西阎锡山创建的斌业中学招收学兵的号召，毅然决定远赴太原，进入军校求学。在军校的五年里，董其武不仅学习了军事知识，还培养了过硬的作战素质和坚韧的意志。 然而，毕业前夕，他因与军督府副官发生冲突，未能接受学校的处分，最终愤而离开。接着，董其武加入了陕西北洋军的振蒿军，投身于动荡的军阀战争。 随着国民政府逐渐稳定，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的打压使得董其武不得不离开振蒿军。尽管如此，董其武依旧坚定地选择投身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董其武被编入著名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表现出色。 然而，随着第4军的编制被蒋介石整合，董其武逐渐意识到，自己虽屡立战功，但依旧难以获得应有的重用。心生不满的董其武拒绝前往南京受训，转而来到天津，在傅作义的征兵处报了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董其武积极响应抗日号召，亲自写下请战书，投身抗日战场。在长城抗战中，董其武指挥一个团的兵力，多次成功击退日军的进攻。 董其武对解放军的了解，最初来源于几次交锋，他亲眼目睹了人民军队与国军之间纪律的巨大差距。解放军的严密组织与高效指挥令他逐渐对国民党的军纪和指挥体系产生了怀疑。 与此同时，董其武对蒋介石政府的失望愈发加深，尤其是在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董其武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 1949年1月，董其武从广播中得知了傅作义在北平宣布起义的消息，这一决定在董其武心中激起了波澜。傅作义的举动使他对投身起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他前往北平与傅作义会面。两人的会谈虽初显紧张，但最终，傅作义向他解释了起义的背景与时局变化，董其武开始意识到，起义不仅是顺应民心的选择，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要步骤。 回到绥远后，董其武开始着手准备起义，试图统一地方力量。然而，绥远的形势极为复杂，部分顽固的反动势力仍然誓言与解放军作对，甚至有极端分子闯入董其武的办公室威胁要使用武力。董其武面对这些挑战，并未退缩，而是继续策划如何突破僵局。 毛主席对绥远局势高度关注，提出了“绥远方式”，以促使董其武站队。此时，董其武的决心愈加坚定，他开始公开表达支持傅作义的立场，并采取措施推进起义的筹备工作。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反动势力进行了暴力反扑，甚至导致了董其武部下的牺牲，但他依然坚信，和平解放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 蒋介石曾多次向董其武伸出“橄榄枝”，试图通过资金和个人邀请挽留他。然而，董其武逐渐看透了蒋介石的虚伪。特别是在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失事后，董其武的心彻底改变，他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坚定了和平解放的决心。 1949年9月，董其武终于在包头签署了和平起义的协议，成为绥远起义的领头人。此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董其武，对其为历史做出的选择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着绥远的和平解放，董其武迎来了与毛主席的首次会面。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内，董将军激动地表达了自己对党和领导人的感激之情。毛主席则宽慰他：“革命本来就很困难，但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改正错误，才能真正走向胜利。” 董其武在这次会谈中深受触动，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与选择。傅作义曾对他说：“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挽救祖国。”这句话深深烙印在董其武的心中，成为他坚定信念的动力。 尽管部队内部依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董其武通过严格的军纪与铁血政策成功整顿了23兵团，赢得了毛主席与周总理的高度评价。 进入1950年代后，董其武持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多次请求参战抗美援朝，虽然因地区局势未稳定，未能如愿，但他依然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前线。1955年，尽管董其武坚持认为自己不配担任上将军衔，但毛主席最终决定授予他这一荣誉。 进入1960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董其武逐渐感到身体力行的困难。他请求退休，毛主席却批示让他继续留在北京，并保持相应待遇。1980年代，董其武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 参考资料：胡必林 方灏编.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