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德国人在印尼海域捞出7万件中国文物，中国的博物馆想收购，对方开出3亿多的天价，正当双方讨价还价时，德国人却却以3000万美金卖给了新加坡。 1996年的印尼，一位名叫沃特法的德国水泥厂主正在当地视察他的工厂。这家工厂当时正面临着经营困境，利润持续下滑。 在一次例行巡视中，他无意中听到了工人们谈论当地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讲述了在婆罗州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海域，藏有大量古代沉船和珍贵文物。 沃特法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花了一年时间收集相关信息。他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走访了当地渔民，了解这片海域的地理环境和航行特点。 经过深思熟虑，沃特法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出售水泥厂，将全部资金投入到海底打捞事业中。他购置了专业的打捞设备，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潜水队伍。 1997年初，沃特法的团队正式开始了海底打捞工作。这片海域环境复杂，遍布珊瑚礁，水流湍急，给打捞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经过半年的努力，团队在海底发现了第一艘沉船——明代的鹰潭号。这艘船上只有一些普通的瓷器，价值并不高。 不久后，他们又发现了另一艘明代沉船——巴考号。这次收获较为丰富，打捞出了一批金银瓷器，但数量有限。 1998年8月，在勿里洞岛附近的一处黑色珊瑚礁区域，沃特法团队迎来了转机。他们发现了一艘体型巨大的古代沉船，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黑石号＂。 打捞工作持续了整整十个月。这艘沉船保存状况出人意料地完好，这要归功于海床的淤泥将其自然保护。船上的文物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专家们对＂黑石号＂打捞出的文物进行了详细清点和研究。这批文物总数达到近7万件，其中瓷器就有6.7万多件，另有大量金银铜器。 这些瓷器主要来自唐朝著名的长沙窑，其精美程度让考古界大为震惊。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沙窑只生产普通日用瓷器，但这批沉船文物完全改变了这一认知。 瓷器的品类十分丰富，包括碗、盘、壶、杯等各种器型。每件瓷器都保存完好，釉色光亮，纹饰清晰。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瓷器上的文字记录。许多瓷器上标注有具体的制作年份，比如＂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这为确定瓷器的具体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更为特别的是，一些瓷器上还标注着商品名称和制造工坊。这些文字记录表明，唐朝已经出现了相当成熟的商业广告形式。 在众多文物中，最令考古界兴奋的是一批铜镜，特别是其中刻有＂扬州江心镜＂字样的镜子。这种铜镜此前只在古代文献中出现过，是专供皇室使用的贡品，这次发现填补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 这批文物不仅展示了唐朝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更反映了当时发达的海上贸易。船上发现的一些瓷器具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碗心绘有阿拉伯文字。 这表明唐朝的陶瓷制造已经开展了国际化定制生产。工匠们根据外国客户的喜好和要求，专门设计制作适合外销的瓷器。 ＂黑石号＂本身就是一艘阿拉伯商船，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造船技术。这艘商船的发现，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实物证据。 通过对沉船和文物的研究，专家们还原出了一条重要的贸易航线。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出发，经印度洋到达中国沿海，采购瓷器等商品后再销往西亚和非洲。 这些文物展示了唐朝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当时的中国瓷器不仅是重要的出口商品，更是世界各地追捧的奢侈品。 ＂黑石号＂的重大发现立即引发了多方关注。这批文物的最终归属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焦点。 中国文物局第一时间表达了收购意愿。这些文物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海上贸易具有重要价值。 但沃特法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条件：这批文物打包出售，要价4000万美元。这个价格相当于当时约3亿元人民币。 面对如此高昂的价格，中国文物局多次与沃特法展开谈判。中国方面强调了这些文物对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沃特法坚持认为，这些文物是在公海发现的。根据国际海域管理条约，打捞物品归属权属于发现者。 这一争议涉及到国际文物保护的法律困境。当时的国际法对海底文物的归属权和保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正当中国与德国方面在讨价还价时，一位新加坡富商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全部文物。这个价格比原先要价低了1000万美元。 这批文物最终被捐赠给了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这些原本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从此有了新的收藏地。 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国际文物保护领域的弱势地位。由于国力有限，很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难以收回。 但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2020年，为庆祝中新建交30周年，新加坡选取了168件＂黑石号＂文物到上海展出。 这次展览让中国公众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这批国宝级文物。展览不仅展示了文物本身的价值，更传递出两国文化交流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