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论述白族从火葬到土葬的文化变迁
白族是南诏、大理国的统治民族和主体民族，不仅古代汉文史书有明确记载，如谢圣纶《滇黔志略》卷十五《种人》说：“滇中夷民，惟白人流传最久，窃据如蒙、段、赵、杨，率白人种类也，以故滇中各郡亦惟白人为最多”，唐代敦煌吐蕃藏文官书也明确记载南诏是白族政权。南诏王隆顺自称“大封人”，以“大封民国”为国号，“封”的古音读“僰”，“大封人”就是大僰人，“大封民国”就是“大僰民国”，而“僰”是元代以前白族的旧称。元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卷八说：“云南大理国僰人蒙氏，保和年间遣张志成学书於唐。”《元史》卷一六六《信苴日传》载：“信苴日，僰人也，姓段氏，其先世为大理国王。”明初云南布政使张紞在《荡山寺记》中说：“大理为郡，负山面海，由唐以来蒙、段氏据而有之，殆六百年，二氏皆僰人。”元代云南乌撒乌蒙道宣慰副使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中庆（今云南昆明地区）、威楚（今云南楚雄地区）、大理、永昌（今云南保山地区）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也就是说僰人或者僰族被写作白族，是元明两代以后才有的事。
白族是南诏后期才形成的一个新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唐朝时期生活在云南西部的“乌白二蛮”，还包括很多唐朝时期云南被蛮化的汉人。由于本文主要是讲白族从火葬到土葬的文化变迁，所以这里对于白族形成的历史就不详细论述了，我微博里过去已有详细论述（），要了解的自己找来看就是了。
白族先民在南诏早期就实行火葬，唐人樊绰《蛮书》中记载：“蒙舍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这种火葬后不树不封的习俗，也就是不立墓碑和不要封土堆的习俗，为大多数白族人所沿袭，一直持续到明朝前期。当然到了南诏后期情况也有了一些变化，也就是火化后的骨灰先装入陶罐（称为金刚罐），然后才埋入土中。不像早期那样，直接在土中掩埋骨灰，但不树不封的习俗仍然未改，所以南诏蒙氏十三王的王陵至今未能找到。云南民间所传南诏大天兴国皇帝赵善政的墓在大理州洱源县山根村的说法也非事实，至少文管部门至今未能发现此墓。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南诏其实是四个政权，并不仅仅是蒙氏统治的时期，郑氏灭蒙氏建立大长和国，赵氏又灭郑氏建立大天兴国，杨氏灭赵氏建立大义宁国，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它们都被称之为南诏。后来段氏又灭杨氏，改称大理国。之前南诏的蒙世隆称帝，曾用“大礼国”为国号，段思平改国号为“大理”，是强调大理和南诏之间有历史传承关系。其实南诏和大理本身就是同一国家和同一民族，只是不同时期的称谓不同罢了。而郑、赵、杨、段的祖先，本身也就是南诏蒙氏统治时期的大贵族。他们之间的易姓改命，只是南诏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权夺利，并非是推翻了一个旧的国家后又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种性质。所以元朝人陶宗仪才把蒙氏统治时期的南诏也称为大理。
到了大理时期，白族的火葬习俗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火葬的方式比南诏后期更为讲究了。南诏后期的白族火葬，装盛骨灰的往往都是简易而不上釉的陶罐，而且很少发现有随葬品。到了大理时期这种情况变了，很多盛放骨灰的陶罐变成了内外两层，也就是灰色的盛骨灰的小陶罐外面又套上一个上了绿釉的陶罐。而且一些没有烧化的大块骨头上面往往贴有金箔，上面有佛教阿吒力派僧人用朱砂书写的梵文。火葬罐周围还有一些陪葬品，包括武士俑、仕女俑和金属制成的佛教用品之类。虽然仍无封土堆，但少数火葬墓已经有石制的墓幢，多为圆形和塔形，有60厘米左右高。上面雕刻有佛教莲花造型、佛像、梵文和亡人的简单姓名，如“亡人赵观音”之类。也有的上面仅仅有一个简单的姓氏，如段、赵、杨、何、李、董等。还出现了极个别的石制墓碑，对亡人的官职、居地、卒年有简单叙述，但这种情况不多见。比如在四川西昌桑坡过去发现的大理国盛德二年墓碑，碑高120厘米，上面阴刻碑文，计六行五十七字，刻划很浅，有的字已风化不清，文字排列由右至左，不同于汉族墓碑。死者可能是大理国布燮，也就是宰相，碑文叙述中他居住在建昌（今西昌）西城。川南的西昌在唐朝后期就是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范围，南诏在西昌建有行宫。云南省大理市五华楼遗址也出土过一块大理时期的高姬墓铭，高姬名高金仙贵，父为大理国相高妙音护，母为大理公主段易长顺，系大理国王段正兴的外孙女。还有一块大理国衡鉴君国谏议大夫杨俊昇碑也是五华楼遗址出土。
大理时期形成的这种白族火葬墓特征，一直沿袭到了明朝早期。这种火葬墓埋的都不深，一般都在地下50厘米处，但有些埋的层层叠叠，也就是说地下几层都是这种连续排放的火葬罐，这种可能是同一家族的火葬墓地。少数火葬墓埋的较深，但也仅100厘米左右。均无封土堆，部分有墓幢为标志，少数有墓碑，有些墓碑反面还阴刻有梵文。
到了明代以后，汉族统治者认为白族的这种火葬形式惨无人道，所以下令禁止，要求改行土葬。白族火葬墓的特征又发生变化，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实行火葬后将盛放骨灰的陶罐又装入棺木中埋葬的方式，也要立碑和垒出坟丘。这就是明末范守己在《建昌九夷考》中介绍的“死葬以棺敛烧埋，清明日祭扫”。到了清代以后，才完全改为汉族式的土葬。
从南诏后期到明朝早期的这种白族火葬墓群，在云南多地和四川南部的西昌、德昌、会理、盐源都有发现。尤以四川西昌和云南大理州云龙县白石镇顺荡村的古代白族火葬墓群规模最为庞大。四川西昌围绕邛海周边的山上几乎全是白族火葬墓群，至今已发现上万处，南诏后期到明朝早期这里的主体民族都是白族人，清代以后已完全同化为当地汉族。往往在同一家族墓地，清朝时期的坟墓全是汉族土葬，挖到墓地的下层就全是这种古代的火葬墓。而且墓幢上的姓氏与清朝时期的墓碑完全一致，后人却拒绝承认这是他们祖先在明代以前的火葬墓。这种情况在山东的胶东半岛也出现过，明太祖在平定云南之初，为了瓦解盘踞云南已久的白族势力，曾将云南和周边白族人口大量迁徙到胶东半岛，明初末代大理总管段世临行有诗别故人杨朝彦：“雄兵一日破重关，父子流离瞬息间。别后欲知相忆处，锦江流水彩潺潺。”初到胶东半岛的白族仍然实行火葬，后来才改行土葬，文革时期当地“学大寨改良田”，在自家祖坟下面挖出了这些火葬罐，已不知来历，说成是南方人偷偷跑到山东来埋在他们祖坟下的，目的是要抢他们的风水。“试问祖先来何处，路人皆指小云南”，这是胶东半岛人民几百年来的口头禅。张艺谋导演的著名电影《红高粱》结尾处，孩子在他妈妈死后，喊道：“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娘，娘，上西南！溜溜的骏马，足足的盘缠。娘，娘，上西南！你甜处安身，你苦处花钱。”这正是包括青岛在内的广大胶东半岛人民对于祖籍大小云南的集体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