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临终前告诉魏延：“执掌三军，你是最有资格的人。”可是等魏延走后，诸葛亮又叮嘱马岱：“我死后，魏延必然会反，三军定会大乱！”马岱疑惑：“丞相是让我斩杀魏延？” 说起魏延之死，很多人第一反应就会想到《三国演义》中的描写：诸葛亮临终前设计让马岱杀死魏延，避免他日后叛乱。这个故事在各类影视作品中被反复演绎，以至于在大众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然而，翻开正史《三国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史书中的魏延不仅没有＂反骨＂，反而是蜀汉重要的统军大将，更是诸葛亮倚重的得力干将。 在汉中防区，魏延的地位可以说仅次于诸葛亮。他不仅担任汉中太守，还被任命为前将军、征西大将军，手握重兵镇守北方边境。这些职位的授予，无一不显示出蜀汉朝廷对他的信任。 魏延在军事上的才能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据《三国志》记载，他曾在阳溪一战中大败魏国后将军费瑶和雍州刺史郭淮，立下赫赫战功。正是这样的战绩，让他得到了进一步提拔，被封为南郑侯。 诸葛亮每次北伐，都会让魏延担任前锋或主要战将。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出北谷口时，魏延再次被任命为前锋，这足以证明诸葛亮对他的重用程度。 史料中的魏延并非是一个心怀不轨之人，相反，他对蜀汉是忠心耿耿的。从刘备时期开始，魏延就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并因此得到重用。在诸葛亮主政期间，魏延更是成为北伐战略中的重要将领。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魏延形象？这与《三国演义》的创作目的有关。小说为了增添戏剧性，往往会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加工。魏延被塑造成＂反骨＂之人，更多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和先见之明。 真实的历史中，魏延之死与其说是＂叛逆＂，不如说是权力更迭时期的悲剧。在诸葛亮去世后，魏延与杨仪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魏延的性格是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他的军事才能，也埋下了日后悲剧的种子。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魏延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统兵作战。 在带兵打仗方面，魏延可以说是蜀汉数一数二的将领。他不仅勇猛过人，更懂得如何管理和训练士兵，这使得他手下的军队战斗力极强。 然而，魏延性格中的骄傲和固执，让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显得十分生硬。《三国志》中提到，当时的其他将领都会主动回避与魏延的正面冲突，就是因为他处事过于强硬。 这种性格特点在他与杨仪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杨仪作为诸葛亮的长史，同样是位高权重，但他并不愿意对魏延退让，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可以说是既赏识又头疼。一方面，他十分看重魏延的军事才能，不断提拔重用；另一方面，又要经常调解魏延与其他将领之间的矛盾。 在建兴十年，魏延与刘琰发生争执时，诸葛亮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处理方式。他并没有直接处罚魏延，而是责备了刘琰，要求其向魏延道歉。 这种处理方式显示出诸葛亮高超的用人艺术。他既要维护军中秩序，又要照顾到魏延的面子，避免打击将领的积极性。 诸葛亮对魏延的重用是有目共睹的。从汉中太守到前将军，再到征西大将军，魏延的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但是在军中，杨仪的存在始终是魏延的一根刺。两人性格都很强势，谁也不愿意服软，这种矛盾在诸葛亮在世时还能得到控制。 费祎经常在两人之间调解，试图缓和他们的关系。但是这种调解收效甚微，反而让矛盾在表面平静下暗流涌动。 诸葛亮临终前的军权安排，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这种矛盾的担忧。他让魏延负责断后，实际上是在避免魏延与杨仪之间发生直接冲突。 杨仪作为诸葛亮的行军长史，主要负责军队后勤和文书工作。他在军中的地位虽然不及魏延显赫，但掌握着军队的实际运转大权。 两人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军中武将与文官的权力之争。这种矛盾在诸葛亮去世后，随着军队指挥权的更迭而彻底爆发。 建兴十二年秋，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此时的蜀汉军队正面临着一个关键的战略抉择：是继续对魏作战，还是选择撤军。 诸葛亮最终选择了撤军，并制定了详细的撤军计划。这个计划中，他安排魏延负责断后，姜维作为次要断后力量，其他部队则按既定路线撤离。 然而，这个看似完善的计划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诸葛亮去世后，杨仪接管了军队指挥权，并没有立即公布诸葛亮的死讯。 此时的魏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主张：他认为不应该因为诸葛亮的去世就放弃军事行动。在魏延看来，当务之急是继续对魏国施压，而不是仓促撤军。 这种分歧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军中权力之争。魏延不愿接受杨仪的指挥，擅自率领部队南归，并在途中烧毁了栈道。 魏延的这一行为直接威胁到了大军的安全。烧毁栈道不仅影响了主力部队的撤退路线，还可能让断后部队陷入危险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杨仪采取了果断措施。他一方面安排人向魏延部下说明情况，另一方面则派出军队追击魏延。 情况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魏延的部下在得知真相后，纷纷倒戈。一位曾经威震蜀汉的大将，最终只能带着少数亲信仓惶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