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对外开放， 先后前来访问的有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卫立煌、傅作义，章士钊、刘斐、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卢汉、郑洞国、侯镜如、陈明仁、张难先、肖作霖，唐生明、杨武之等原来的国民政府元老及高级将领。

战犯中的杜聿明，被俘前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他过去的接触面很广，也曾是蒋介石的嫡系爱将。他和张治中、邵力子有师生之谊；程潜、傅作义、卫立煌、刘斐，卢汉等人，原来都是杜聿明的长官或同僚；郑洞国、陈明仁、侯镜如等人则是杜聿明的黄埔第一期同学。

所以，在战犯中，杜聿明是接待来访最多的一人，他的大女儿杜致礼的公公、女婿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也专程从上海赶来探望，儿女亲家见面，完全出乎杜聿明的意外，让他非常高兴。

张治中曾在黄埔军校从事过教务工作，他与杜聿明有亲密的师生关系和长官部属关系。张治中到功德林后，首先看望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韩浚、周振强等黄埔第一期的学生，他以过去在军黄埔军校时那种热烈爽朗的语调对这几人说：“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待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地教育改造。让你们有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

张治中继续说：“只要彻底悔改了，便不咎既往，一律宽大处理。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

杜聿明说：“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管理所费大力抢救，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杜说完之后，在座的宋希濂、范汉杰等人相继发言，表示口服心服。都愿好好学习，转变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

邵力子曾是国民政府元老之一， 在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任过秘书，还兼任过政治部主任和教官。当时75岁的邵力子记忆力依然很强，对在座昔日的学生他都依次问好。

程潜除分批访问战犯外，还特地个别访问了刘嘉树，刘嘉树曾任程潜起义前的参谋长，是坚决反对和平起义的死硬派。他为逃避和平起义，带着残部逃窜到广西南部边界，结果，残部被解放军包围歼灭，刘嘉树本人被俘。刘这时见了程潜，惭悔交集，热泪夺眶而出，程潜则对他耐心安抚。

傅作义个别访问了陈长捷。傅与陈是保定军校同学，后又在阎锡山部共事。平津战役时，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陈长捷是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傅作义和陈长捷以前的公私关系都很好，陈长捷被俘后，对自己奉傅作义的命令坚守天津成了战犯一直是耿耿于怀。傅作义特意探访陈长捷，两人单独谈话，谈话内容虽然无人知道，但大家都看到陈长捷会晤归来后，喜形于色，极为兴奋，应该是他和傅作义之间的心结打开了。

杜聿明此前一直对陈明仁的长沙起义深为诧异和迷惑不解。陈明仁在黄埔第一期生中，是屈指可数的战将，虽然陈明仁性格桀骜不得蒋介石的喜爱，但是杜聿明一直认为陈明仁对蒋是忠心的，可是

这样一个黄埔一期生，最后在长沙起义了，难道陈明仁的起义是另有打算吗？

到功德林后，杜聿明曾经把这个问题向文强吐露出来。文强对杜说：“我看陈子良(明仁)的起义没有半点假。从报纸报道的情况看，陈之起义必定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走上这条道路的。老杜，你将长沙和平起义这件大事，只局限于陈子良一人身上着想了，而在长沙起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元老程颂公(程潜)哩！这位国府元老在长沙起义前夕不是还在说绝对不会起义吗？像这样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毅然领导这次关键性的和平起义，这其中必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熟虑，再三反省呀！”

杜聿明听了文强的话，感慨地说：“你看得对，也说得对。我的眼光确实只集注在黄埔同学小圈子里，没有往全国整个形势看问题。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促成的。子良的起义，比之程颂公的起义，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文强又对杜聿明说：“记得你邀我当你的副参谋长，在湘临行时，颂公曾批评你迷信武力，没有吸取在东北的教训。并且指出，国军的机械化部队，对解放军是起不了作用的。他甚至警告我说：‘你要记住，到徐州当心做俘虏。’真是语重心长！可是当时我没有重视，现在想来愧无以对长者。从颂公的谈话中，可知颂公的起义，决非偶然。”

听了文强的话，杜聿明沉思良久，说：“颂公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令人钦佩。而我当时也确实是一块顽石。”

张治中和邵力子来访功德林时，也谈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湖南起义，杜聿明听了以后也是深有感触，他在之后的教育学习中更加的积极认真，成为战犯中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