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8岁的小红军身受重伤，藏在山洞，谁料被民团头目发现。头目剥光他的衣服，搜出2块银元后，挥刀举过他的头顶… 1930年，段苏权出生于湖南茶陵县的一个普通农家，在当时的农村，能够读完6年高小的孩子并不多，这让14岁的段苏权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年轻的段苏权毅然决定参加革命队伍。因为有文化基础，他很快就被安排到地方工作，开始担任基层干部。 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能力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很快就担任了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随后，他又被提拔为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开始承担更重要的工作。 1932年，由于战事吃紧，段苏权加入了红军主力部队。在湘赣苏区期间，他表现出色，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重用。 到了1934年，这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被任命为红6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红6军团在西征过程中，与红2军团胜利会师。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红二六军团准备从贵州返回湘西。敌人的兵力非常多，围追堵截的部队像铁桶一样把红军包围。 为了突出重围，红军需要一支部队充当诱敌的角色。 这个危险的任务，最终交给了黔东独立师。组织决定让段苏权担任这支部队的政委，和师长王光泽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黔东独立师的战士们成功吸引了十个团的敌军。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支小部队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他们像游击队一样，时而出现在这里，时而又转移到那里。这为主力部队的东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就这样，段苏权带领着自己的部队，完成了任务。 但自黔东独立师己却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部队来到四川秀山邑梅镇时，又一次遭到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在战斗中，段苏权的脚踝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伤势非常严重，让他无法继续行军。 为了不拖累整个部队的行动，段苏权主动要求师长王光泽派人把自己送到附近的农户家里养伤。两名战士把负伤的段苏权抬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名叫李木富的农民，战士们把段苏权交给了他照顾。安顿好伤员后，两名战士就匆匆赶去追赶部队了。 李木富和妻子杨桂花认为，把受伤的红军战士藏在家里太危险了。夫妻俩商量后，决定把段苏权转移山里的一个隐秘山洞。 就在这时，一支武装民团开始在山里搜查。他们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受伤的红军躲在这片山区。 民团的人四处搜索，最终发现了段苏权藏身的山洞。民团头目走进山洞，看到一个年轻人躺在稻草上，脚踝处缠着草药。 头目命令手下剥光了段苏权的衣服，在他身上搜出了两块银元。 民团头目举起了手中的大刀，出乎意料的是，头目突然放下了刀。 这位头目看着年仅18岁的段苏权，想到自己也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他让手下把衣服还给了段苏权，还留下了那两块银元。 民团离开后，李木富夫妇每天都会给段苏权送些红薯稀饭，还采来草药帮他敷伤。 这段时间里，黔东独立师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进攻，部队被打散。更令人悲痛的是，师长王光泽不幸被敌人俘虏，最终惨遭杀害。 但山洞里的段苏权只能靠着李木富夫妇的照顾，艰难地和伤势抗争。 在山洞里躲藏半个月后，送饭的李木富突然不见了踪影。段苏权连续饿了三天，他只能用双手和膝盖爬出山洞，艰难地来到李木富家中。 原来李木富一家连自己都快没有东西吃了。 看到这种情况，段苏权决定启程回湖南老家。临行前，李木富特地找人给他做了一副拐杖，让他能够拄着走路。 一路上，他只能靠乞讨维持生计，走一段就要休息很久。 经过将近一年的跋涉，段苏权终于来到了攸县皇图岭车站。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的他，看到路边有一家小豆腐店。 正当他想过去讨点吃的时候，因为太过虚弱，刚说了几句话就晕倒在地。豆腐店的老板刘维初发现这个晕倒的年轻人说着茶陵口音，便把老乡背进了店里。 刘维初不仅收留了段苏权，还请人给他理发、换洗衣服，甚至请医生为他医治脚伤。在刘维初家里，段苏权了42天。 后来，段苏权的父亲借了十几个大洋，将儿子接回了家。回到家后的段苏权一直在打听红军的消息。 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段苏权才从报纸上看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他立即辞别父母和新婚的妻子，辗转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段苏权先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被派往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担任政委。 抗战胜利后，段苏权参加了解放战争，先后担任东野八纵司令员和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了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和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建国后，他多次寻找李木富的下落。直到1983年，终于打听到了李木富的住址。 虽然当时段苏权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太好，无法亲自前往看望。但他经常给李木富写信问候，多次寄钱寄物。 对于另一位恩人刘维初，段苏权更是投桃报李。他不仅经常看望刘维初，还把他的儿子送到大连工程学院学习。 每逢节假日，段苏权都会给刘维初寄去慰问品和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