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说：“我认为，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革”。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但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置身历史过程中，首先要以历史的角度对待历史事实，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代替正确的估价和理性的判断。” 大学毕业后，刘源决心重新回到农村去。“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铭；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刘少奇认为，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尊重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因为经济规律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则，必将导致生产力的倒退，并受到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众所周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则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且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关系可以保持相对稳定。 刘少奇强调，改革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和现实实际的基础之上。1957年，他针对合作社合并过快的问题指出：“当前大社的数量过多，而生产单位、分配单位、经营单位规模过小，这与当前手工生产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然而，如果社的规模过大，就会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不相匹配……生产力水平有限，因此适宜于保持较小的生产单位规模，特别是分配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否则生产关系就会超越生产力的实际水平。” 刘少奇始终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指出：“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即使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没有战争，我们的任务仍然是经济建设。”在八大上，刘少奇深刻剖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主张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 这一战略决策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及后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这也对邓小平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著名命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少奇对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项根本方针。”他解释说，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市场的扩大创造条件。同时，刘少奇也非常重视轻工业的重要性。他认为，要生产足够的工业品来交换农民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发展基金，必须依靠轻工业的发展。 而陈云在经济方面也有他的见解。陈云在1979年3月发表的《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重要讲话中，给出了清晰的答案：“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九亿多人口的庞大国家，其中农民占据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革命胜利已经三十载，人民群众对于改善生活的渴望日益强烈。” “一方面，我们还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却要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也就是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无疑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人口众多，提升生活水平绝非易事；而现代化建设又往往伴随着对人力需求的减少，从而加剧了就业难题。我们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夹缝中，艰难地推进着四化建设。这一现实状况，是我们制定所有建设规划的根本出发点。” 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在纷繁复杂的经济建设任务中，陈云始终如一地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家的物力、财力保持动态平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一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扬。同年，他与李先念共同向中央提出：“在举借外债时，必须全面考量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以及国内的投资潜力，确保借贷行为能够有序、稳健地进行。” 他阐述道：“如果从宏观视角审视是合理的，那么即使从微观经济层面看似不合理，但从最终的经济结果来看，当前的策略虽然在细节上有所欠缺，但在整体上仍然遵循了经济规律。”反之，如果宏观层面不合理，即便微观层面看似合理，也终将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 陈云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微观经济效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宏观经济效益，因为宏观经济效益是全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当然，他并不忽视微观层面的合理性需求，但这种合理性是有条件的，必须建立在宏观经济效益的基础之上。随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大革命、大建设，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