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少奇的那些种种“莫须有”，陈云难以置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无能为力。无论是从党的利益，还是从战友情谊，陈云都感到有责任平反刘少奇冤案。 陈云与刘少奇共事多年，相知甚深。在大革命时期，他们一起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一起做过工会工作。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一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大家都知道陈云是搞经济的。 1973年6月，陈云同志悉心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并郑重委托其协助搜集一系列关于国际金融与货币领域的详尽资料。在深入剖析这些珍贵材料后，他敏锐地洞察到我国对外贸易格局的重大转变：以往，我们的贸易伙伴中，75%为苏联及东欧国家，仅剩25%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往来；而今，这一比例已颠倒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仅剩25%维系着与苏联及东欧的贸易。鉴于此，陈云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我们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研究，“若对资本主义视而不见，我们必将遭受损失。不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的奥秘，就休想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我们应得的席之地。” 在对外贸易策略上，陈云同志勇于打破“左”倾思想的桎梏，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观点与政策举措，以灵活应对外贸领域的新态势。 首先，他强调在进口工作中应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品交易所与期货市场的优势。这些交易所虽不乏投机活动，但同样是大宗商品交易的重要平台，因此我们不应回避，而应积极研究并巧妙利用。 其次，陈云同志提出应充分发挥我国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通过加工出口产品来增强出口竞争力。以棉布生产为例，他指出，尽管美国等产棉大国拥有原料优势，但由于劳动力成本高昂，纺织业并不划算。相比之下，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进口棉花加工后出口棉布，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再者，在出口商品策略上，陈云同志强调价格需与国际市场接轨，提价需谨慎合理，同时出口商品结构需调整优化，质量务必得到严格保障。 在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漫长岁月里，陈云同志创造性地融合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与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实现了诸多理论创新。他尤为重视“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屡次强调建设规模需与国力相匹配，农、轻、重产业需协调发展。他反复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农业在建设规划中不可或缺。 同时，他提出计划指标应注重综合平衡，特别是物资、财政、信贷三大方面的平衡，物质安排上应遵循“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原则。这些深邃的思想，对于当时减轻“左”倾思想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健、协调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征途中，刘少奇同志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反对本本主义、经验主义以及盲目照搬经典著作和苏联模式，主张从国情出发，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应总结自身经验，用这些经验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绝不能盲目抄袭他人。” 他深知独立自主、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根据当时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允许存在少量资本主义的观点；在深入研究单一经济体制后，他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也要具备灵活性和多样性；在审视分配制度时，他提出了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的设想。 经济发展是推动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根本动力，然而，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之间往往存在矛盾。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盾，是探索一条既能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又能有效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 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有赖于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而生产的进步则是物质财富增长的根本源泉。刘少奇同志指出，人民政权建立后，应充分利用这一政权工具，结合其他有利条件，大力发展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和其他经济事业。唯有如此，社会劳动生产率才能不断提升，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才能逐步改善。“因为生产事业的蓬勃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是全体人民物质福祉和精神福祉的坚实基石。” 在强调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刘少奇同志也深刻指出两者间存在的矛盾。他提到，国家工业化进程需要巨额的资金积累，在建国初期，我们的资金积累“主要依赖于中国人民的勤俭节约。除了这一途径，我们别无他法来筹集工业化所需的庞大资金。”他号召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尽量节衣缩食，为工业化贡献力量。 同时，刘少奇同志也清醒地认识到，人民节省大量资金必然会对当前生活水平造成一定影响。他坦言，“在建设时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人民积累资金以加速工业化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实质上是经济建设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平衡问题。在收入总量有限的情况下，积累与消费此消彼长，积累过多会压缩消费，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而消费过多则会导致资金积累不足，影响生产发展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