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毛人凤得知亲信戚再玉、张亚民被抓后，去电淞沪警备司令部让放人，不想却惹怒了司令宣铁吾，这两人被就地枪决。

宣铁吾是浙江人、黄埔一期生，当过老蒋的侍卫长，和蒋经国私交极好，属于蒋氏父子均很信任之人。

蒋军的黄埔一期生中，对戴笠等特务头子不满的大有人在，宣铁吾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军统在抗战中后期，势力飞速膨胀，让老蒋心生警惕，不再让戴笠兼任“缉私署署长”，以宣铁吾接任。

此前，军统大小特务，仗着戴笠有缉私署长这个身份的便利，公然贩运货物，影响恶劣。宣铁吾到任后，和黄埔一期的同学、宪兵司令张镇联合，对军统特务的走私活动进行打击。

戴笠见军统的货物被大量查扣，有上百人被扣押审讯，知道这是宣铁吾、张镇联合对付他。蒋经国当时正在“三青团”发展，宣铁吾是重要助手，戴笠不敢去招惹宣铁吾，便拿着宪兵也参与走私的材料，气势汹汹的去见张镇。

张镇看了戴笠递过来的材料后，说：“如果这几个宪兵也参与了走私，那么我绝对不会轻饶的。”

本来，戴笠的潜台词是，走私这件事，军统和宪兵都不干净，两边都有人参与，张镇没必要搞得太难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不想，张镇正想借此敲打一下宪兵内部和军统勾结的那帮人，反而借此获取了机会。

不久后，张镇签发命令，枪决了几个宪兵和十几个走私情节严重的军统特务。被枪决的宪兵，定罪的依据是戴笠提供的证据，这么一来，就使得宪兵和军统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见张镇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杀，宣铁吾又虎视眈眈，戴笠只得让主任秘书毛人凤通知下去，尽量避免和宪兵部队、缉私署的人员发生冲突。

抗战胜利后，去上海接收的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觊觎淞沪警备总司令的职务，青帮头子杜月笙想谋求上海市长或副市长的职务，戴笠想扩大军统在上海的势力，向老蒋推荐了几个上海警察局长的人选。

汤恩伯、戴笠、杜月笙关系密切，若如他们所想，那么上海的军、政、警、特等都会被三人控制。

可老蒋怎会让他们如愿，下发手令：侍从一室主任钱大钧调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缉私署长宣铁吾调任上海警察局长，军委会上海特派员吴绍澍任上海副市长。

耐人寻味的是，老蒋设立了一个限制军统发展，对付戴笠的“五人小组”，而钱大钧、宣铁吾就在其中。

戴笠不死心，去找了宣铁吾，列了一串军统人员的名单，让宣铁吾安插在上海警局。戴笠走后，宣铁吾将名单上的人大部划掉，剩下的人在警局安排了中级职务。

在宣铁吾将警局人事调整完毕后，戴笠见副局长、人事处长、行政处长等要职，没一个军统人员，气得吹胡子瞪眼。

宣铁吾对杜月笙这类帮会头子向无好感，但碍于贪财的钱大钧和杜月笙打得火热，他不便出手对付。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三个月后，钱大钧因贪腐甚烈被暴怒的老蒋下令撤职，上海市长、淞沪警备司令分别由吴国桢、宣铁吾接任。

掌握了上海军、警大权的宣铁吾，对付失去了戴笠、钱大钧这两个靠山的杜月笙，可就容易得多了。

宣铁吾派人将万墨林抓捕，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得看守所，给出的罪名是“囤积居奇，操纵米价”，并放出话来要枪决。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长期负责打理杜家事务，被称为“杜门第一红人”。杜月笙大惊失色，一番奔走后，这才把万墨林保释出来。

杜月笙等青帮头子，和老蒋有特殊的关系，若无老蒋的命令，宣铁吾是不便直接对付的。宣铁吾抓扣万墨林，是借此警告杜月笙，让今后收敛一些。

1948年8月，蒋经国到上海“打虎”，宣铁吾全力配合。期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抓捕，关押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敲打一番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被释放。

杜月笙很是不愤，万墨林劝道：“人好歹被放出来了，和被杀掉的戚再玉、张亚民相比，起码脑袋没掉。”

戚再玉、张亚民是军统的老资格特务，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两人在毛人凤的推荐下，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任职，分别担任稽查处处长、稽查处经济科科长。

稽查处长原本是陶一珊，他和毛人凤不和，但却和宣铁吾私交很好。戚再玉、张亚民到了稽查处不久，由于钱大钧的撤职，警备司令成了宣铁吾。

宣铁吾对戚再玉、张亚民这类军统出身的人员，是不愿使用的，但因两人有毛人凤为靠山，宣铁吾也不好撕破脸，便暂时相安无事。

蒋经国到上海“打虎”时，戚再玉、张亚民主动撞到了枪口上。当时，上海发生多起抢劫勒索案，宣铁吾派人调查后，发现一辆被抢去的汽车，赫然就停在戚再玉的家中，再一调查，戚再玉竟成了幕后的指使者。

宣铁吾大怒，下令将戚再玉关押，紧接着，张亚民也以“投机、渎职”等罪名被抓捕。戚再玉、张亚民被抓后满不在乎，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人很多，大不了被撤职，等放出去后去投奔毛人凤，在保密局重获职务就行了。

毛人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去电，称两人情节不算多严重，应予释放。这封电报，成了两人的催命符，宣铁吾批示马上执行处决。

等毛人凤再想求情时，戚再玉、张亚民的家人已接到通知，让去认领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