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曾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消息当即传到陈云那里。陈云听罢，久久不语。过了好一会儿，陈云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了几句：“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他又说：“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那天，万里到主席团休息的地方征求陈云对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至户的意见，陈云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双手赞成。”陈云较早表态坚决支持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为农村改革的突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陈云始终坚持经济工作必须严格遵循客观规律的原则。在他漫长且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深耕的经济领域里，他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蛮干之举。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深入细致地研究，力求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探寻并遵循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他深刻指出：“当前，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实现四个现代化，期望经济能够快速发展。但同时，他们也强烈希望不再经历折腾，能够在平稳中求得快速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在这样一种特定条件下，如何实现既快又稳的发展路径。” 针对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现实状况，陈云明确指出，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但绝不能盲目行事，而应有计划、按比例、协调、稳固地推进。他强调：“按比例发展，才是实现最快速度发展的关键。在搞建设时，我们必须将农业纳入整体考量之中。所谓按比例，最重要的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行事。这是一个关乎全局的根本性问题。”陈云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按比例发展似乎进度缓慢，但从长远视角来看，这种发展方式实际上更为迅速，且能够确保各方面协调并进，这样的发展无疑是既可靠又合理的。他严厉批评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做法，指出这绝非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深刻反思道：“建国以来，我们在一些工作中出现失误，根本原因就在于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注重经济效益，是陈云经济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陈云始终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状况，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观点。在领导经济工作时，他始终秉持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搞经济工作不仅要算大账，更要算细账，既要注重宏观经济效益，也不能忽视微观经济效益，坚决反对那种大手大脚、挥霍浪费的少爷作风。 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就从宏观层面深刻阐述了经济效益的必要性，强调整个国民经济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只有按比例地分配人力和物力资源，才能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取得宏观上的经济效益。无论是计划的制定、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与方向，还是企业布局、项目设计等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都必须将经济效益作为核心考量。为了确保宏观效益，他强调必须稳扎稳打，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严格控制建设速度，严把基建质量关，从短线出发搞好综合平衡，在稳健中寻求效益。 而从微观层面来看，陈云也同样重视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他指出，企业同样需要讲究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他曾深刻指出：“有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上显得不合理，但在小范围内却是合理的；而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却存在不合理现象。这句话，我认为颇有道理。” 刘少奇在经济方面也有他的见解。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刘少奇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系统阐述了他对经济建设步骤的深思熟虑。他明确提出：“在恢复中国经济并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着重于农业和轻工业”，“我们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基础。” 在主张优先发展流通领域合作社的同时，刘少奇并未对组织生产合作社持否定态度。1948年12月，他明确指出：“今后我们是否还应像过去那样组织生产合作社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生产力。”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对农业合作社的要求不能过高，只有在具备农业机器的条件下，生产合作社才有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刘少奇将生产合作视为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认为这一变革必须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为前提。同时，他既看到了革命战争年代合作社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其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基于上述观点，刘少奇认为全面推行合作化的时机尚未成熟。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允许农民单干和富农经济的存在。他深刻指出：“只有当农村具备大量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变得不再必要。而这一切都需要在相当长远的未来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