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四清”开始以后，陈云就基本不问政务了，别人说他“躲风”，陈云说：“不躲 怎么办？你还能乘风破浪？”刘少奇咨询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陈云说：“我是病人，很多时候都是偶尔看看文件，说了恐怕不对，传出去也不好，所以，我还是多看看。” 面对重重困难，时任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以其冷静而敏锐的洞察力，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对策。他的策略主要聚焦于三大核心领域：稳定市场与物价、统一财经工作、以及调整私营工商业，每一步都彰显了他的智慧与决心。 首先，恢复国民经济面临的头号劲敌便是长期肆虐的恶性通货膨胀与猖獗的商业投机。陈云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的通货膨胀与商业投机，如同毒瘤，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若不铲除这一毒瘤，我们休想稳定经济、市场秩序，更无法引导生产与流通步入正轨。” 他深知物价稳定对于经济恢复的重要性，因此强调必须尽早、坚决地稳定物价。基于敌我双方形势的深入分析，陈云巧妙地提出了“先防御后进攻”的斗争策略。 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当物价波动时，迅速从各地调集粮食、棉花、煤炭等关键物资进行市场抛售，同时吸纳游资，紧缩通货；再辅以精准的金融与行政手段，多管齐下。至1950年4月，物价终于开始趋于平稳。这场与通货膨胀的较量，不仅稳定了物价，更让陈云深刻意识到统一财经工作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他斩钉截铁地说：“国家财政经济困难重重，收支管理脱节，金融物价动荡不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步伐，实现财经管理的统一。” 1950年3月3日，陈云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应运而生，这一决定标志着国家财经管理体制的统一，彻底告别了根据地与解放区时期分散管理的旧模式，为国家集中财力物力、恢复国民经济乃至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的实事求是精神，早在延安时期研读毛泽东著作时便已生根发芽。他回忆道：“在延安，我细细品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每一份文件、电报，深感其中贯穿的正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那么，如何践行实事求是呢？我的体会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这十五个字，前九字是唯物论的体现，后六字则是辩证法的精髓，合起来便是唯物辩证法的完美诠释。” 这“十五字”箴言，不仅是陈云经济工作的指南针，更是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生动写照。 他进一步阐释：“不唯上，并非无视上级指示，而是要结合实际情况，以客观规律为准则，灵活执行；不唯书，也不是摒弃书本知识，而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解决实际问题；只唯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究问题本质，把握客观规律，这才是最可靠的。交换，意味着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就像观察茶杯，你从这边看，我从那边瞧，只有互相交流，才能全面、真实地认识事物。这正如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唯有交换意见，方能窥见全貌。” 与此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关键时期，刘少奇已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筹划之中，这一阶段成为他经济思想形成的重要里程碑。他深入实践，广泛调研，系统研究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本质、构成及过渡路径。其中，《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他经济思想的初步成型。在这部著作中，刘少奇围绕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如如何开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如何充分发挥合作社的作用等。他首次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三大构成成分，并深入剖析了在新民主主义这一特殊阶段，如何妥善处理不同经济成分的关系。 紧接着，刘少奇又向党中央呈交了另一份理论力作——《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他对之前提出的三大经济构成成分进行了更为详尽、系统的阐述，并明确指出国营经济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明确了国家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此外，他还为新中国经济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这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深刻见解，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及，对刘少奇的分析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两种社会过渡的问题解决得恰到好处，分析有理有据，切实可行”。他鼓励刘少奇继续深化对经济构成成分的研究，为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好充分准备。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刘少奇主张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他深知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强调：“许多事务具有地方性特点，需因地制宜。若盲目追求统一，将不适于统一或无需统一的事务强行整合，只会适得其反。应根据需要与可能，初步由中央接管关键事务，其余则由地方自主管理。政策层面需全国统一，由中央制定；具体执行则需地方灵活操作。” 这一主张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充分激发了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