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彭总落难后，金日成并没有对老朋友仗义出手，反倒是急不可耐的给外交部发来电报，声称他非常赞同这个处理。 1950年底至1951年初，志愿军推动战线一路突破至三八线，并成功占领了汉城。 战斗的成果令前线士兵和指挥官士气高涨，大家都期待继续推进。 然而，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却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志愿军虽然在战斗中获得了显著战果，但后勤补给线极度紧张。 战线拉得过长，一旦敌军组织起反攻，可能会陷入被动局面。 彭德怀对此深感忧虑，他决定暂停进攻。 然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的大使兼人民军顾问拉佐瓦耶夫都对彭德怀的停战命令表示不满。 他们认为，志愿军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此时若停下脚步，可能会给敌人喘息之机。 金日成更是急切地希望能够乘胜追击，将美军彻底赶下海。 拉佐瓦耶夫则认为，不能轻易放弃进攻的机会。 虽然志愿军在三次战役中重创了美军，但敌人并未出现严重的兵力损失，且美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强大的海空优势。 如果志愿军继续推进，极有可能陷入敌军的反攻。 与此同时，战斗已经持续数月，许多士兵因缺乏足够的粮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后勤部长洪学智曾在汇报中指出，过了三八线后，补给问题愈加严峻，很多战士面临粮食不足、棉衣缺乏等困境，甚至因此出现了不少因饥饿与寒冷而牺牲的情况。 拉佐瓦耶夫不以为然，他甚至威胁要向斯大林报告此事。 然而，彭德怀没有被激怒，而是冷静地写报告向党中央说明自己的观点，同时向斯大林表明，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行动。 此举最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斯大林也认可了彭德怀的判断。 斯大林得知拉佐瓦耶夫的不当做法后，立即决定将其召回，并撤去了他在朝鲜的职务。 经过多次讨论，金日成最终同意按照彭德怀的建议休整部队。 与此同时，朝鲜政权内部也存在纠纷。 在中国和苏联的帮助下，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稳定。 朝鲜劳动党在金日成掌握政权之前，内部有多个派系。 除了金日成自己领导的游击队派系外，延安派和莫斯科派分别与中国和苏联有着深厚的关系，另外还有影响力较小的南方派。 延安派主要由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中国延安地区返回朝鲜的干部组成，拥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而莫斯科派则包括了一批在苏联接受过教育的干部。 金日成在获得政权后，开始感受到这两派的威胁，特别是延安派的实力。 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更加明白，只有彻底清除这些派系的威胁，才能确保自己的绝对权力。 1956年，金日成发起了针对“延安派”的清洗行动。 延安派的四名核心领导人逃亡中国，朝鲜政权与中国的关系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事实上，在朝鲜战争之前，金日成已经对延安派采取了打压措施。 1949年，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武亭因在朝鲜首都平壤失守而被金日成罢免，尽管这一失误难以归咎于个人责任。 金日成逐渐剥夺了延安派的领导职位，1952年，金日成还在中国的压力下，罢免了不少延安派的人物，直至1956年的大规模清洗。 与此同时，金日成对“莫斯科派”的打击同样没有停止。 莫斯科派中的许哥尔因与金日成在政策上有分歧而被开除党籍，尽管苏联曾出面干预，但金日成依然毫不退让。 许哥尔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选择自杀。 金日成还利用“叛国”罪名，迫害了包括南方派在内的多名党内领导人。 在1952年，中国因不满金日成的打压行为，曾一度召回大使，并且在与苏联的沟通中明确表示对金日成清洗派系的强烈不满。 苏联虽然公开表示关切，但始终未能直接干预朝鲜的内部事务。 尽管如此，金日成始终保持着对两国的戒心，甚至在朝鲜战争期间，朝鲜未向中国提供足够的战场情报，也没有将部队的领导权交给中方。 “八月危机”后，金日成包括更换代表大会的成员，继续削弱莫斯科派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在苏联的支持下，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应对中国的压力。 然而，尽管金日成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但他对外部的信任始终没有得到恢复。 参考文献：[1]金成镐.试论朝鲜金日成主体思想的产生及其历史根源[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5):5-17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