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常荫槐去见张学良时，被枪杀于“老虎厅”。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得知后，惊讶的说：“杨宇霆精干有才能，竟然突兀被杀。” 沈阳大帅府中的“老虎厅”，因两只老虎标本而声名远扬。 汤玉麟与张作霖并肩征战多年，情同兄弟。 然而，1917年，汤玉麟因个人行为过于放纵，甚至开始公开反对张作霖信任的警务负责人王永江。 张作霖对此事严厉干预，令汤玉麟感到被羞辱，愤而带领部队离开奉天。 虽然张作霖曾试图通过书信修复两人关系，但汤玉麟已经投向了冯德麟的怀抱。 直到两人一起支持张勋的复辟运动失败，汤玉麟才决定悔过，带着母亲向张作霖谢罪。 在张作霖宽容待人之下，汤玉麟获得了重新任职的机会。 汤玉麟欲送张作霖一份心意。 于是，他在凤凰山狩猎时猎杀了两只猛虎，并将其制作成标本赠送给张作霖。 张作霖对这两只老虎情有独钟，将它们安置在大帅府的会客厅内。 然而，随着张作霖的突然去世，1929年6月，张学良继承父亲遗志，掌握了东北的实权。 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位曾为张作霖的重要谋士，在张学良面前公开挑战权威，甚至提出对东北铁路的控制要求。 面对两人的挑衅，张学良表现出了耐心，推迟了与他们的会面。 然而，在第二次会面时，张学良突然采取了激烈手段，命人枪杀了杨常二人。 事件发生的地点便是那间“老虎厅”。 二人尸体被迅速处理，而老虎标本则经历了多次变迁。 据传，事件后的老虎标本被暂时移至老虎厅外，然而不久后，由于其遭遇腐烂，原标本的一只最终失去。 另一只老虎标本被张学良送往他所创办的同泽中学。 时至今日，这只标本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学校的校史馆内。 张作霖的死因一直以来让人猜测不断，虽未曾彻底查明。 日军在1928年发生的皇姑屯事件之后，迅速将其势力延伸至东北。 张学良刚刚走上父亲的位置，便面临着外有侵略压力。 杨宇霆是“士官派”的代表人物，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受训，深受日本人的推崇。 他的政治立场与张学良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在东北的对日政策上，杨宇霆力主保卫东北的独立。 然而，杨宇霆的性格强势，过于倨傲。 对于张学良来说，杨宇霆一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他的军事才能得到认可，但又显得过于自信，甚至有些自视过高。 常荫槐则不同，他是张学良的亲信之一，忠诚且能屈能伸。 常荫槐虽然有能力，但性格温和。 然而，1931年，日本军队借口“九一八事变”全面入侵沈阳，短短数日内，东北局势急剧恶化。 有传言称，日军在大帅府的搜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铁柜子，而这个柜子里并非藏有军事机密或黄金，而只有一枚银元。 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这枚银元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迷信”的象征。 他在下定决心是否枪决杨宇霆时，反复抛掷这枚银元，甚至进行过六次。 这一行为让他自己也感到不安，毕竟，杨宇霆是他妻子的亲戚。 然而，张学良最终作出了决定。 杨宇霆最终还是被处决。 张学良曾提到，自己并不迷信，但在这一刻，却难以抑制内心的焦虑。 “老虎厅事件”并非单纯的军事决策问题。 张学良上任后，他取消了军师番号，改为旅编制。 在这些改革措施中，张学良虽然对杨宇霆表示尊重，并希望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的委员，但杨宇霆却坚决拒绝了。 杨宇霆不以张学良为主，表现出极其傲慢的态度，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张学良的决策，认为张学良年轻且缺乏经验。 杨宇霆并未认同张学良的改革思路，而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影响东北的决策，尤其是在对待外部势力时。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曾多次咨询杨宇霆的意见，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 张学良的每一次尝试都被杨宇霆视作年轻人不懂事，甚至指责他过于软弱。 特别是在张学良宣布易帜，表示支持国民政府的统一时，易帜当天，沈阳城各地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唯独杨宇霆和常荫槐的住所不予悬挂。 张学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不久之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还试图通过操控东北的铁路事务。 张学良并未轻易屈服，他对二人的企图表示强烈不满，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即使如此，杨宇霆和常荫槐依然坚持自己的意图，甚至直接准备先斩后奏。 在杨宇霆被处决后，张学良深知这一步决策意味着什么。他并未对外公开解释自己的动机，而是在私人信件中对杨宇霆的妻子表达了歉意。 参考文献：[1]王志丽.复原老虎厅 重议“杨、常事件”[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1):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