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了明禅师”被执行枪决，临死前，他平静地提了一个要求：“我罪大恶极，但请不要用子弹打我的脑袋！” 1952年的上海马立斯路，一位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的老者每天准时出现在他的算命摊位前。这位自称＂了明禅师＂的算命先生，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脖子上挂着一块镶嵌着清朝皇帝像的金色挂表。 他的嘴里有一颗显眼的金牙，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在跑马厅附近的居民区里，这位算命先生靠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和神乎其神的预言本事，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 白天，他会摆弄着铜钱、罗盘，为前来求卦的客人指点迷津。夜晚，从他居住的马立斯公寓中常常传出诵经和木鱼的声音。 这位看似虔诚的禅师与妻子过着简朴的生活，很少与邻居来往。在街坊邻里眼中，这对来自北方的老夫妻性格有些孤僻，但为人谦和，从未与人结怨。 表面上，这是一位普通的算命老者的生活日常。但在这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血债累累的政治特务。这位＂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是雷恒成，曾经参与抓捕和迫害众多革命志士。 从北京到上海，雷恒成精心设计了自己的逃亡路线。他先是逃往台湾，随后又秘密潜回大陆，最终选择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落脚。 在这个十里洋场，外地人口众多，地域广阔，鱼目混珠，正是藏身的绝佳之所。雷恒成选择成为一名算命先生，既能借此谋生，又可以借着与人打交道的机会，随时掌握周围的动向。 他刻意装扮成一位得道高僧，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几分仙风道骨的气质。平日里，他总是低调行事，但在为人算命时，又偶尔会炫耀自己的挂表是＂皇帝御赐＂，以此增添几分神秘色彩。 作为一名政治特务，雷恒成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罪恶生涯。在1927年，他成为了追捕革命领袖李大钊的关键人物，直接参与了这场震惊中外的抓捕行动。 当时的北京政坛，张作霖与段祺瑞势力相互角逐，而雷恒成凭借着在京师警察厅的职务之便，成为了张作霖的得力助手。他与吴郁文、陈兴亚等人密切配合，策划了对苏联使馆的突袭行动。 在这场行动中，雷恒成展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不仅参与制定了详细的抓捕方案，还亲自带队闯入使馆，强行抓捕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多名革命党人。 这次抓捕行动的成功，让雷恒成在反革命势力中声名大噪。作为＂功臣＂，他不仅获得了张作霖的赏识，还得到了一颗金牙作为奖赏。 然而，抓捕李大钊只是雷恒成累累罪行中的一个开始。随后的1928年，他又指挥了一场针对中共北方局的大规模破坏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雷恒成利用特务身份，通过各种手段渗透进革命组织。他带领手下抓捕了六十多名中共骨干成员，其中十八人被直接处决。 当东北局势发生变化时，雷恒成又转而投靠了新的势力。在东北易帜后，他积极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对革命志士赵尚志等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 这些年间，雷恒成的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执行者，更是许多迫害革命党人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恒成再次展现出其卖国求荣的本性。他毫不犹豫地投靠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了一名彻头彻尾的汉奸。 在日本占领者的指使下，雷恒成继续从事着出卖同胞的勾当。他利用自己熟悉地方和人脉的优势，为日军提供情报，协助日军镇压抗日力量。 即便是在被国民党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处死刑后，雷恒成仍然设法逃脱，继续进行着反革命活动。他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充分暴露了其反复无常的政治立场。 1952年，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重要检举信。这封信揭露了＂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引发了一场精密的侦查行动。 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高度重视这一案件，立即下令展开调查。侦查员们根据检举信提供的线索，将目标锁定在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一带。 经过初步摸排，侦查员鲁全发临时扮演成一位来沪谋职的乡下人，前往雷恒成的算命摊位。他细心观察到了雷恒成脖子上的金表和嘴里的金牙，这些特征与检举信中的描述完全吻合。 正是这次成功的侦查，最终确认了＂了明禅师＂就是通缉多年的要犯雷恒成。公安机关随即展开抓捕行动，将这个血债累累的罪犯绳之以法。 在被捕后的最初一个月里，雷恒成始终保持沉默。但在大量确凿证据面前，他最终选择交代自己的罪行。 他详细供述了参与抓捕李大钊的全过程，以及此后参与破坏中共组织、投靠日寇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这些供述与历史记载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在北京被执行死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曾经嚣张跋扈的特务提出了＂不要用子弹打脑袋＂的请求。 这个请求背后，或许蕴含着他对死后的某种执念。但无论如何，这个要求并不能减轻他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雷恒成伏法后，其他参与迫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陈兴亚、吴郁文等人也相继被捕。这些反革命分子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