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恩来在生命的尽头，对妻子邓颖超说：“小超，西花厅是国家和政府给总理办公的地方，让我们住在这里。我不在了，希望你也不要住在这里。” 1949年，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新中国的黎明即将到来。中共中央从河北省的西柏坡迁至北平，领导人们暂时入住香山，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 对于周恩来来说，这是一段极为忙碌的时期。他每天都要在香山与北平城区之间往返多次，处理大量的政务工作。 当时的道路状况非常差，即便有专车接送，坑坑洼洼的路面依然让这段路程格外艰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周恩来等几位领导人决定搬入中南海居住。 初到中南海时，周恩来选择了丰泽园作为落脚点。丰泽园共有三进院落，周恩来与林伯渠两家人共同居住在最里面的院子。 不久之后，得知毛主席要搬入中南海，周恩来二话不说，立即将里院腾出，自己搬到了中院。 随后，因为毛主席的家人也要入住，周恩来再次主动搬迁，这一次搬到了外院的厢房。 在多方劝说下，周恩来最终选定了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作为办公和居住地点。西花厅是一处典型的王府式四合院，虽然年久失修，但庭院内遍植海棠，每年春天繁花似锦。 然而，周恩来从未将西花厅视作自己的家。在他看来，这里是国家和政府给总理办公的场所，是属于国家的财产。 即便是在战争年代落下的腿疾在潮湿环境中经常发作，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他常说，当年在战争年代还住在野外，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1960年的春天，周恩来到南方视察工作，预计要两个月才能返回北京。同时，邓颖超因为工作原因也不在京城。 这个时机，让周恩来的秘书何谦看到了一个改善总理居住环境的机会。多年来，他看着总理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内心一直十分不忍。 通过与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沟通，何谦获得了对西花厅进行修缮的许可。考虑到总理一贯的节俭作风，他在采购物品时都选择了价格适中的材料。 修缮的内容看似并不过分：更换了地板，粉刷了墙面，添置了新地毯，更换了灯具和窗帘，还在卫生间装了澡盆，添置了两把新沙发。 然而，当周恩来结束视察工作回到北京，站在西花厅门口时，一切都变了。面对焕然一新的房间，周恩来表现出了罕见的愤怒。 这位平日里温和谦逊的总理，提高了声调质问何谦：＂你记得我是怎么叮嘱的吗？简单维修就可以，这些添置要花多少钱？＂ 工作人员只得连夜将新添置的家具和用品撤走，将房间尽可能恢复原状。只是地砖和墙面的改变已经无法还原，这让周恩来深感不安。 在了解到这些支出无法用自己的工资全部偿还时，周恩来显得更加忧心。 接下来的日子里，周恩来主动在国务院的多次会议上做检讨。他说：＂这件事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如果从我这里开了头，以后各级干部的房子都这样修整，那还怎么办？＂ 周恩来后来语重心长地对何谦说，作为总理就要给大家带好头，如果连自己都把持不住，还怎么要求别人？ 从此以后，即便是在1965年房屋确实需要维修时，他也只同意进行最基本的修缮，绝不允许任何过度装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他对邓颖超说出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小超，西花厅是国家和政府给总理办公的地方，让我们住在这里。我不在了，希望你也不要住在这里。＂ 邓颖超完全理解丈夫的用意，1982年，中日建交后，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即将来访西花厅。 面对工作人员提出的全面修缮建议，邓颖超只同意了最基本的粉刷。她坚持保持西花厅的原貌，用最朴素的面貌迎接国际友人。 当工作人员私自更换破旧的窗帘时，邓颖超坚决要求换回原来的旧窗帘。 在她看来，只要东西还能用，就不应该更换。这与周恩来生前的理念完全一致：节约不是为了节约，而是为了彰显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直到现在，西花厅依然保持着朴素的本色。每年春天，海棠花开时节，这里依然散发着淡雅的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