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戈培尔在面对眼前这位“犹太”摄影师时，他的表情立刻变得凶狠起来。这一幕被镜头捕捉了下来，成为了一张著名的照片——仇恨之眼。   1933年，德国被邀请参加讨论当前的国际争端。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作为代表出席。   戈培尔住进了日内瓦的卡尔顿酒店，一天他在酒店的草坪上独自坐着。   与他并不相识的美籍德裔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此时在酒店内四处寻找拍摄机会。   看到戈培尔一人安静地坐着，阿尔弗雷德决定拍下一张照片。   拍完照片后，阿尔弗雷德走近戈培尔，简单介绍了自己是摄影师。   两人聊起了国际局势，谈论一些轻松的话题。   然而，突然间，戈培尔的面容变得严肃起来，原本带着笑容的脸庞迅速被一股强烈的敌意所取代。   戈培尔的工作人员悄悄走到他身边，低声告诉他，阿尔弗雷德是一名美籍德裔犹太人。   戈培尔的情绪立刻发生了剧变。   取而代之的是戈培尔眼中愤怒。   他开始冷冷地注视着阿尔弗雷德，眼神中充满敌意。   此时，阿尔弗雷德立刻后退，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作为纳粹党的一员，戈培尔长期致力于宣传反犹主义，鼓动民众排斥犹太人。   这种仇恨深深植根于戈培尔的思想中。   戈培尔那一刻的眼神，被阿尔弗雷德迅速捕捉到了镜头中。   戈培尔的童年并不光鲜，由于患有小儿麻痹症，他的左腿萎缩，导致他走路一瘸一拐。   他从小感受到外界的嘲笑。   然而，戈培尔并未因此沉沦，反而更加勤奋学习。   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其他学科，戈培尔都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他最终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深陷经济困境。   戈培尔虽然拥有博士学位，但在社会上并没有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   为了生计，他不得不从事记者、银行出纳和证券交易所的职员。   他还尝试写作，但始终未能出版作品。   1920年代，戈培尔遇见了希特勒，在希特勒的演讲中，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希特勒宣扬的民族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敌视思想深深触动了戈培尔。   他渐渐放下了对天主教的信仰，戈培尔对希特勒的忠诚几乎到了盲目的程度，他视希特勒为唯一的“救主”。   戈培尔加入纳粹党后，凭借其出色的演讲技巧，希特勒对戈培尔的才能赞不绝口，尤其是戈培尔在宣传方面的才华。   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传播纳粹的理念，还通过控制媒体、电影、广播等手段，将希特勒的形象塑造成德国的救世主。   希特勒对他极为宠信，甚至在戈培尔的婚礼上担任了伴郎。   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与六个子女，在纳粹德国的高层生活中过得相对幸福。   戈培尔的大女儿赫尔加在幼年时从未哭泣，而独生子赫尔穆特则是戈培尔最宠爱的一位。   1944年，戈培尔以自己的子女为主题拍摄了一部宣传片。   然而，戈培尔在公众面前展现了一个温和的形象，但他对待敌人的冷酷却令人发指。   1945年，第三帝国的最后时光已经到来。   希特勒的自杀即将发生。   作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始终是希特勒的忠实支持者，他的六个孩子，在希特勒眼中成了象征忠诚的“象征物”。   戈培尔从未像一个普通的父亲那样关心孩子们的未来。   1945年4月，希特勒即将走向死亡，戈培尔带着全家搬进了地下指挥所。   当时，戈培尔的家人被安置在一处单独的空间，而戈培尔自己则与希特勒相隔不远。   自此，戈培尔便做出了决定，与妻子玛格达共同杀死他们的六个孩子。   这个决定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太多犹豫，戈培尔的思维已经被纳粹理想所扭曲。   这种疯狂行为是他对希特勒最后的忠诚承诺。   戈培尔深知他的孩子们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   虽然年长的女儿赫尔加似乎察觉到一些不对劲。   戈培尔夫妻最后选择亲自实施毒杀，玛格达甚至在请求纳粹医疗官员协助时，毫无惧色。   赫尔穆特·昆兹最初拒绝，但最终还是在了解到希特勒的指令后，帮助提供了毒药。   最终，戈培尔与妻子在毒死孩子们后，同样以服毒和开枪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参考文献：[1]杨飞.“戈培尔第二”——大汉奸林柏生的最后结局[J].名人传记,2009,0(12):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