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不说话，还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涂作潮强装镇定：“这话可不能乱说，不然会害了我的。”   涂作潮13岁时，便开始拜入当地的木匠门下。   1920年，涂作潮加入了湖南劳工会，在这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劳工会的阅览室里，他逐渐激发了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几年后，涂作潮前往上海，进入恒丰纱厂工作。然而，工厂内的工人待遇恶劣。   1925年，当上海工人领袖顾正红因遭遇日本毒害而英勇牺牲时，涂作潮愤怒之情爆发，他拿起旗帜，在街头高声演讲。他被英国巡警拘捕，经过一个多月的关押才被释放。   出狱后的涂作潮，依旧心有不甘。他从同乡手中获得了一把手枪，两个月后，他在上海发现一群流氓在工会破坏，甚至骚扰女工。涂作潮愤怒之下开枪打伤了其中一人，其余流氓见状四散逃窜。   革命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苏联深造。苏联的东方大学接纳了涂作潮，并为他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   在苏联，涂作潮不仅学习了革命理论，还开始接触通信和无线电技术。1927年，涂作潮成为了第一批接受苏联帮助的特工人才之一。他先后在克格勃的贝克瓦基地和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密写、机务等多项技术。   然而，涂作潮一度因无法理解高数和电码的复杂性而感到沮丧。幸运的是，苏联的教员发现他的实际操作能力很强，于是建议他专攻机务技术，主要负责电台的维修和组装。   1930年，涂作潮学成回国，受命在上海中央特科四科担任机务教师。他开始教授无线电技术，并帮助组织特工训练班。   在一次突发事件中，他前往训练班授课，发现自己所担任的班级被敌特人员袭击。涂作潮巧妙地装作不知情，最终成功脱身，并迅速将情况报告给了中央特科。他的技术能力为党组织所看重。   1931年，红军无线电总队回到瑞金，涂作潮开始担任新成立的无线电通信材料处的主任。在那个时候，红军通讯设备陈旧且严重缺乏。   涂作潮和他的团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凭借有限的资源修复了几台收发报机和充电机。此外，他还改造了敌人缴获的通讯设备，其中包括一台国民党“交通兵团”的收发报机，经过改装后，这台设备变得与红军的通信需求相匹配。   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他利用从上海秘密运输到苏区的无线电零件，成功组建了一个50瓦的电台。   1932年，红军的通信保障工作逐渐变得庞大而复杂，涂作潮所在的无线电通信材料处改建为中革军委通信材料厂。   他担任了厂长一职，新的通信材料厂不仅承担着修复和生产通信设备的任务，还涉及到更多的技术领域，包括电池、电源插头、活塞涨圈等的制造。   在这个时期，涂作潮带领厂内的人员不仅修复电台和发动机，还成功研发了手摇发电机。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而涂作潮也因患恶性疟疾导致身体虚弱。然而，涂作潮并未放弃，他在红军卫生部医生的帮助下恢复过来。   长征过程中，涂作潮和后方部队转移时失去了与主力部队的联系。他开始与湘粤赣游击队合作，通过摧毁所有通信器材以防被敌人截获，并徒步行走、乘车、乘船，历经数月、穿越六省，最终成功到达上海。   1936年，涂作潮被调往西安。在那里，他将一台日本收音机转变成了发报机，并与延安建立了联系。   1937年，涂作潮以“蒋林根”为化名，开设了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起初，涂作潮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直到一次偶然的闲聊中，店主疑心他与共产党有关。他不仅继续经营自己的电器公司，还在上海开展了不少与无线电相关的工作。涂作潮决定与一名纱厂工人张小梅结婚。   1940年，涂作潮被派往延安，负责培养无线电通讯员。此时，涂作潮教导李白如何操作和修理电台，甚至亲手传授“无形收报机”的制作技术。所谓“无形收报机”，是一种通过对普通收音机改装，使其能接收秘密电台信号的设备。   1941年，一名学徒失踪，涂作潮和李白的秘密工作面临被暴露的风险。李白在一次突袭中被捕，但由于他机智地将设备拆卸并藏匿，最终逃过一劫。   1949年，上海解放前，李白不幸被蒋介石下令处决。涂作潮的电台技术在西安事变中尤为关键。   当时，西安全城停电，涂作潮用一台小型汽车电瓶连接电台，成功将情报传递到洛川，再由洛川转交延安，成为西安事变爆发时，最早向延安报告情况的人之一。那时，他并未公开身份。   战后，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的军代表，并接管了“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他推荐了包括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黄为禄等在内的多名杰出工程师进入了科研领域。   涂作潮一生低调务实，他的家人对他的工作也知之甚少。他的子女都在无线电相关领域有所成就，长子林方成为资深通信兵，次子涂中华和三子涂延华也分别从事了电子管制造的工作。   参考文献：[1]辛平,刘波.涂作潮与红色电波[J].档案时空,2006(9):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