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山西一老人来到书籍旧货市场闲逛，突然，他被泛黄的册子吸引，翻开后立马惊呆了，这些都属于机密档案！   1996年王艾甫骑着自行车，在太原的南宫古玩市场上闲逛。   那时，王艾甫刚刚退休，他喜欢在这个市场里四处走动，寻找一些古董和书籍。   王艾甫在几个摊位间徘徊，虽然有不少古玩，但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王艾甫准备打道回府，他听见卖报纸的摊位上有人在推销旧报纸、旧刊物和一些民国时代的纸币。   纸张的边角已经破损。   然而，王艾甫并没有急于离开，细细翻看起其中一本书。   当他翻开书的一瞬间，一张破旧的纸从中滑落出来，上面写着“阵亡”二字。   他立即意识到这可能与战士的阵亡通知书有关。   他继续翻阅这本书，果然发现它是《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   这本书记录了在太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字和相关信息。   王艾甫突然意识到，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竟然就这样被遗弃在市场摊位。   他迅速翻阅了其他几本书籍，确认它们都是关于太原战役烈士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阵亡将士通知书》。   作为曾经的检察官，他深知这些资料的重要性。   他转向小商贩，问道这些书籍的价格。   商贩直接报出3000元。   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而他的退休金也不过几百元。   王艾甫没有犹豫，他迅速掏出手机，拨打了几个电话，借到了这笔钱。   回到家中，王艾甫立即开始仔细研究这些资料。   他将《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与自己手头的其他相关书籍对照，开始逐一核对阵亡烈士的名字。   他希望通过这些资料，能够帮助烈士家属找到自己的亲人。   王艾甫知道，许多烈士的名字模糊不清，或许连故乡都已无从追寻。   王艾甫将这些名册分为两类，一类是信息较为完整的，另一类则是名字和其他细节模糊不清的。   他清楚每一位烈士背后，都是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们应当被铭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乱过后，许多家庭早已失去了联系，部分烈士的家属甚至不知道亲人的牺牲。王艾甫的家人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   面对家人的疑问，王艾甫坚定地表示，这是对曾经战友的承诺。他将阵亡名册整理好，背上军包，他节省每一分钱，常常为了节约路费，选择坐硬座车票，而舍不得住高档住宿。   每当夜晚降临，王艾甫总是辗转反侧，想着那些名字和背后的故事。   十年间，王艾甫几乎走遍了整个华北，甚至深入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地。他每到一处，就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尽管有时即使已知地址，仍难以找到这些烈士的家属。期间，王艾甫用尽了所有积蓄，还抵押了自家的房子。   在一次与古玩市场老板的偶然对话中，老板建议他去烈士陵园寻找线索。他开始去太原的烈士陵园寻找信息。尽管这些陵园通常不会全天开放，王艾甫有时会翻墙进入。   最初，陵园的看门人认为他行为异常，但王艾甫的真诚逐渐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他通过烈士陵园与看门人核对阵亡名册，寄出了许多信件。   然而，长时间的等待依旧没有任何回应。王艾甫继续走访各地，几年下来，他已经几乎把所有可能的线索都用尽了。   2005年，他终于找到了第一位烈士的家属。还有人也像他一样坚持让烈士归根。   在中国尽管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许多英烈至今依然无人知晓其名。   近年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坚信烈士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名字。   在文少卿团队参与的一次研究中，他们对山西吕梁地区的一处烈士墓地进行了发掘。这项工作从采集遗物、遗骨开始，继而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展开深度分析。   特别是通过比对DNA，研究人员能够追溯烈士的亲属信息。在遗骸发掘的基础上，通过检索烈士名册，可以确认是否有相应的烈士信息，而这一步骤需要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协作。   一旦通过比对确认了DNA信息，下一步便是核实亲属关系。不仅是国家机构，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在为烈士寻亲提供支持。   宁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积极推动烈士寻亲工作。地方政府不仅依靠科技手段，还依托当地丰富的档案资源和烈士资料，进行逐步筛查。   此外，科技手段的运用还包括稳定同位素技术通过锶同位素分析，科学家们能够追溯烈士的地理来源。   某些烈士有相同的名字，刘宗福回忆，有一次他们遇到7位名字完全相同的烈士，必须依靠更多线索才能确认哪一位烈士的亲人可以联系到。为了精准核对信息，寻亲小组奔波于陕西、山西等地，深入村庄、翻查档案。   通过这些不懈努力，至今已有15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任山河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家属。这些烈士的亲人，有些已年逾古稀。   侯玉阁烈士的女儿侯国卿，虽已年老，但回忆起父亲依旧充满感动。郭占鳌烈士的儿子郭军在得知可以祭奠父亲后泪如雨下。   参考文献：[1]本刊记者.王艾甫——为烈士寻亲 件件文物述说抗战烽烟[J].山西老年,2015,0(1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