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这样评价彭德怀：“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适应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容易和领导以及身边的同志们搞好关系……”黄克诚上山后，彭德怀把自己写给毛泽东的信给他看。黄克诚读后说：“信中的意见我赞成，但写信的方式不妥，为什么不直接和主席谈？”彭德怀回答：“情况这么严重，没人敢在会上尖锐发言，我必须提出来引起重视！”黄克诚长叹：“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感情深厚，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谈？” 回溯往昔，彭德怀很早就展现出了他的远见与决断。他秘密派人将一团未上号册的私枪——10支枪和几百粒子弹，按照约定的暗号分别送到了特委和段德昌指定的地点。仅仅两个月后，他又慷慨地给特委送去了一台油印机和一些枪支，这些枪支是由秘密士兵委员会会员李寿轩亲自送去的。李寿轩后来跟随彭德怀参加了平江起义，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最终在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成为了一名赫赫有名的将领。 段德昌在养伤期间与彭德怀的那次深入交谈，无疑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彭德怀当时无法完全理解段德昌话语中的深刻含义，但他却将这番话铭记在心，永志不忘。他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听了他那番话，印象是多么深刻啊！仿佛觉得身上陡然增加了一股无穷的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我意识到，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从此我便有了坚实的依靠。”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一直活在他的心中，他从未有一刻忘记过这位英勇的战友。谁也没有想到，那次交谈竟然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彭德怀在战争决策中总是善于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全面认识战争中的各种复杂情况。在抗美援朝战争这一全新的现代化局部战争的考验面前，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邃的战略眼光。他不仅能够清晰地看到战争中的直接利益和危害，还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利中之害和害中之利。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他与毛泽东初步商定了长期作战的方针，并构想了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以及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多道防御阵线的战略计划。他们决定在志愿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面均对敌军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后，再发动对平壤、元山的攻击。 然而，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连续两次战役的胜利迅速扭转了朝鲜战局的形势，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开始在各方面蔓延。然而，彭德怀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他敏锐地指出了利中之害，提醒人们不要被暂时的胜利所迷惑。 1950年12月19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苏联大使认为美军将很快撤退，要求我军迅速推进；朝鲜方面也有类似的要求。但在我看来，朝鲜战争仍然将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因此，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为了切实协调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之间的矛盾，彭德怀提出了三次战役“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的作战方针。他在电报中进一步阐述道：“为了避免意外失误和过失，我们计划集中四个军（五十军、六十六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一师；然后根据战况相机打伪六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的话，再考虑攻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果不顺畅的话则及时收兵。至于能否控制三八线，也需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再作决定。”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彭德怀在战争中的深谋远虑和灵活应变。 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周恩来。 1918年1月8日，寒风凛冽，周恩来收到了堂弟从遥远的老家淮安寄来的信件。信中沉痛地告知，那位在附马巷老家长期卧病在床的三叔贻奎，已悄然离世。周恩来心头一震，悲痛欲绝。自他12岁那年离家远行，那份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便如影随形，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曾在一篇作文中深情地写道：“津辽七载，我所梦寐以求的，仅仅是能够再次踏上那片熟悉的乡土，与兄弟们欢聚一堂，探望伯父叔叔们。然而，世事弄人，这简单的愿望却如同镜花水月，难以实现。”这份对家乡的思念，如同潮水般汹涌，常常让他在夜深人静时泪湿枕巾，难以入眠。如今，噩耗传来，又怎能不令他心如刀割？收到堂弟来信的那一刻，周恩来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倾诉道：“我身处异国他乡，突然接到这噩耗，心中五味杂陈，痛与悲交织，仿佛整个人都已麻木。” 周恩来踏着沉重的步伐，在人生的歧路上徘徊不定。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相忍为党”是他最为人称道的美德。周恩来的隐忍并非懦弱，更非“愚忠”，而是出于大局的考虑，以党的团结和事业为重，他以精神上的自我牺牲、名誉上的损失来换取党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不仅要能够带领群众对敌斗争并取得胜利，更要能够妥善处理党内斗争和矛盾，团结全党共同前进。这需要革命家具备深远的眼光、宽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