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 “即使庐山会议上没有彭德怀同志的信，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和分歧 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所以庐山会议也不 可能彻底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之间的那场冲突虽然是 一件偶然的事件所引发的，如果彭德怀不上山可能没有那封上书，这确实是偶然 性，有意见要讲，这是必然性，“物不得其平则鸣”,所以在这种偶然现象的背后 蕴藏着一种必然的动因，即使没有彭德怀7月14日上书，他们二人之间的这场冲突迟早是要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不在庐山而是在别的地方而已。” 李德回忆起彭德怀时，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敬意，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在军团总指挥这个位置上，彭德怀无疑是最有特色，也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位。他自从1928年带着他的部队毅然决然地参加红军以来，就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彭德怀是个有思想、有见解的人，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某个决策存在瑕疵，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总是直言不讳地提出来，毫不留情，丝毫不顾及可能会因此得罪人。他的这种态度，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他过于苛刻，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正是这种苛刻，才让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更加严谨，更加有力，更加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1947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形势异常危急，仿佛整个天空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了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这一天，对于彭德怀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同一天，习仲勋也奉命从前线匆匆赶回延安，他的心中充满了紧张和期待。彭德怀交给他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习仲勋看过之后，不由得一愣，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和不安：“彭总，让我给你当副政委，能行吗？我这心里真没底，生怕自己担不起这副重担。” 彭德怀笑了笑，他的笑容中充满了自信和坚定，他纠正道：“不是给我当副政委，是中央军委已经正式下达命令，自3月17日起，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携手共进，共同肩负起这份重任。” 沙家店战役打响了，这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战。当时，部队的粮食供给非常紧张，战士们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有的团一天只领到7斗黄豆，连队只能以黑豆、糠糊糊为食。这样的主食，吃在嘴里嚼半天也咽不下去，硬吞下去了又造成便秘。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供应，战士们常常饿着肚子坚守在阵地上，等待着战斗的命令。 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听说有个营没有粮食做饭，心里十分焦急。他立即命令管理员把司令部仅有的4斗小米全部送去，确保战士们能够吃上一顿饱饭。民兵出去转了好久，只搞来一些糠和黑豆钱钱。他知道彭德怀忙于指挥作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实在不忍心让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可是，当民兵把糠和黑豆钱钱端到彭德怀面前时，他却乐呵呵地说：“这就很不错了！长征时，要是有它就好了！那时候，我们连这都吃不上，只能啃树皮、吃草根。现在能有糠和黑豆钱钱吃，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说着，他和身边的战士一起，大口大口地吃着“钱钱饭”，就像吃着美味佳肴一样。他的这种乐观精神，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大家都充满了力量，仿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勇往直前。 岁月如梭，转眼间，彭德怀已经在中南海居住了7年。然而，有一天，他却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前往京郊的吴家花园。临别时，他对参谋景希珍说：“我给主席写信了，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我觉得，我应该更深入地了解农村，了解农民，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不能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我要亲自去感受农民的生活，去体验他们的艰辛和快乐。” 说着，他让工作人员将他的元帅礼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统统上交。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身外之物。我留着它们也没用，还不如交给国家，让更需要的人去使用。但是，书，一本都不能丢。书是我的精神食粮，是我一生的财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要带着它们。” 他的家就像个书屋一样，桌上、床上、柜子里、箱子里，到处都是书。他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忘记了外界的纷扰。那时候，读书和劳动成了他的主要乐趣。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读书，有时候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 当他读到称心之作时，常常会拿起书本，举在空中，自言自语地喊：“好！好！对极了，我拥护！这就是我想说的！”他的这种热情，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大家都感受到了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他的这种精神力量，也激励着他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能够勇往直前，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