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激动得落泪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和聂荣臻劝说彭德怀转个弯，但彭德怀拒绝了。叶剑英说这话是有原因的。据黄克诚记载:有一次，毛主席对彭德怀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后来，叶剑英为庐山会议期间的事情写下了一首诗:“庐山云雾弄阴晴，伐木丁丁听有声。五老峰头偏向左，东方红后见分明。”这首绝句的后两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给后人留下一个解释的空间。 大家都了解彭德怀一直就是这么真性情的人，在1950年10月13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彭德怀坚决主张出兵朝鲜。他认为，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出兵朝鲜都是更为有利的选择。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毛泽东派周总理和林彪赴苏联请求支援武器。苏联答应以出厂价格五折支援枪、炮、弹，但拒绝出动飞机。毛主席又问我，能不能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放手不管了？我回答说：‘这是半放手，也可以打。’最后毛主席说：‘即使打不过也好，他总算欠了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否则，我们将来再想打，就没有借口了。’”作为领军统帅的彭德怀“可以打”的决心，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心。 然而，对于即将出国参战，入朝部队的领导人心中也存有不少顾虑。10月17日，第13兵团负责人联名致电彭德怀，强调我军在高射炮数量不足且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动，将弊大于利。他们建议：“如果三两个月内新装备确实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接到电报后，彭德怀迅速回复，表示无论困难有多大，都要坚决出动，否则将会更加被动。他强调：“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进攻。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极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后来的实践证明，彭德怀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超常思维决策，是在深入分析敌我双方客观情况的基础上，从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中，准确找出主要矛盾并科学把握其主要方面，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决策方式既要有远大的眼光，又要有精准的判断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彭德怀在这种风险决策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与胆识、能力与魄力的完美结合。 回望当初他的决心，和段德昌有关系，在李灿的家中，彭德怀与段德昌重逢。段德昌满怀感激地说：“有军医官的精心治疗，每天还能吃到鸡、鱼、肉，我的伤势已经大为好转。”彭德怀则关切地询问起当前的局势。他强调，如果能够逐步掌握一个师的力量，在适当的时机举行起义，将会对革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切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损失革命力量。 他还鼓励彭德怀说：“过去一年里，虽然你入党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你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许多人在入党前，总认为共产党的每个成员都是那么优秀，高尚得无可挑剔。但入党后，却可能因为看到个别不如意的事情而感到失望。其实，共产党是好的，是革命的，但成员中难免会有坏人。如果把每个成员都理想化，那么就会感到失望。”“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我们要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要准备牺牲，也要准备承受委屈。受了委屈不要灰心丧气。”在这次会面中，彭德怀关切地询问段德昌需要什么帮助。段德昌提出需要枪支弹药和路费，因为他正准备去江北洪湖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周恩来一直为朝鲜战争做了充足的后援工作，彭德怀一直信任他。 周恩来的一生，始终与人民紧密相连，他时刻将人民的冷暖挂在心头，倾听人民的呼声，以人民的安危为己任，充分展现了他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他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既是人民的父母官，又是人民的忠实儿子；既是杰出的组织指挥者，又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服务员。周恩来身上最完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官民关系、公仆与主人的关系、领导与服务的关系。他逝世后，秘书整理的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日常安排，全是满满的工作，几乎没有属于他自己的私人时间。人民总理周恩来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三十多年，但当年举国哀悼、万人空巷、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即便到了1972年，身患癌症的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直至病情严重到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他才勉强住进了医院。从1974年至1976年，他平均每四十天就要接受一次手术，但即便如此，他仍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坚持工作，会见外宾、与人交谈、筹划四届人大组阁事宜等，他的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如此高龄且身患绝症，仍如此拼命工作，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1973年，他重返延安老区，目睹百姓的贫困生活，不禁潸然泪下，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对老区人民的愧疚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