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中的林徽因看了一眼学生绘的草图，当时就急了，“这怎么行？这是康乾线条，不能用，你去给我到汉唐去找，到霍去病墓上去找！”

1952年林徽因受命参与设计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研究方案出来之后，因为身体的原因，由她的学生绘制草图协助她完成工作。当看到学生交上来的草图时，她大为不满，坦白直率的她，忍不住这样和学生讲话。

只一眼就能分辨出线条图案的时代，是康熙乾隆，还是大汉盛唐，可见这些东西在林先生都是烂熟于心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林先生一定要摈弃康乾的线条，而坚持要用汉唐的线条呢？

散文家梁衡去过一趟霍去病墓后，看到那里的石牛石马等雕刻后，终于得到答案。他在文章《线条之美》里说：

“（汉唐）线条拙朴、雄浑、苍凉，虽时隔两千年，仍然传递着那个时代的辉煌、开放、不拘一格与国家的强盛。康乾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是强弩之末，线条繁缛奢华，怎能表现当时新中国的如日初升呢？”

在他的这段文字里，我们除了知道林徽因先生弃康乾线条不用的原因之外，还可以体察到林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

人民英雄纪念碑主要有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而林先生负责的是须弥座的花纹图案。

据说林先生一开始图案选取了木棉花，但是后来她咨询花卉专家，知道了木棉花虽然被称为英雄花，但是却不是中国原产，她立刻果断放弃，她认为中国的英雄纪念碑纪念的是国之脊梁，当然要用中国土生土长的花来作图案才合适。后来她分别选用了象征高贵、纯洁、坚韧的牡丹、荷花、菊花这三种花。

1953年，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剩的完整牌楼街不毁于一旦，一向优雅的林先生指着时任副市长的吴晗大声谴责：

“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后来，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回忆：“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深情。”

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林先生争的从来不是个人的私利和虚名。她的大声疾呼只是因为她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林先生为此憾恨不已，又气又急又伤心的她深深受挫，病情因此加重，却拒绝吃药救治，不久就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

在她去世约半个世纪后，一切果如她所言，北京城开始耗费巨资复建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充其量这也只是假古董”，林先生心痛的话成了无数人的唏嘘慨叹。

现在有些人只盯住她的一些八卦，却选择性的无视她作为爱国学者的一面。有的人甚至还抨击她在学术上是个“花瓶”，完全依附于梁思成先生。但是事实的真相是，许多署名梁先生的作品，其实凝聚的是两个人的心血！

在梁先生《清式营造则例》序中，他说：

“内子林徽因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结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本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见于《梁思成全集》第六卷。）

在1957年5月27日，北京日报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这样说起自己的著作：

“……我已经有言在先了，序言虽然是我爱人林徽因写的，可是我俩的文章，向来是难分彼此的……”

林先生对他而言，是亲密爱人，是灵魂伴侣，也是志同道合的学术伙伴。他爱她作为女性的美好，也爱她作为学者的创见。

他们多年的助手兼同事莫宗江有一段话，可以很好的佐证梁先生的话，绝不是给自己的爱人抬轿子，林先生绝不是什么花瓶。他说：

梁先生最好的文章都是和林先生争论的过程中写下的，林先生一走，梁先生的文章就平淡多了。

他们的儿子梁从诫曾这样满怀欣赏和爱戴地说起自己的母亲：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过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而他们的女儿梁再冰也如此说：

“尽管母亲在文学创作和美术设计等方面也都很有才华，但她这一生做的主要还是同建筑有关的事情，同父亲一样，她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建筑教育和建筑史研究事业。除了照顾我和弟弟，她还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很多文章（包括著述）是父亲单独署名，实际上是二人合作的成果。

生前，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约定后死者要为爱人设计墓碑，在林徽因故去后，最懂妻子的梁思成先生着手为妻子设计。

墓碑上面的花环图案，他选用的是妻子为纪念碑设计的没有被采用的图案。碑上只刻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几个字。

是一生挚爱，这个无须镌刻。

不是“建筑家”，因为妻子最不喜浮夸。

就“建筑师”吧！世人应该记住的不是她是谁的妻子，而只应该是她自己。

而她也最爱这样朴素纯净的风格。

斯人已逝，林下之风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