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与彭德怀这场冲突的悲剧的爆发虽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促成他们这场冲突的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复杂的，这场悲剧爆发后的结局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其教训也是深刻的。在个人崇拜之风渐渐滋长的时候，彭德怀依然故我，坚持自己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早在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朝鲜参加志愿军庆祝建党30周年会上听了《国际歌》和《东方红》后感到：《东方红》歌中“他是人民大救星”同《国际歌》中“全靠自己救自己”似乎有些抵牾，如果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领导我们向前进”更好些，但这一想法没有向人透露，只是写在自己的笔记里；苏共二十大后，他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据黄克诚回忆说：1958年5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还批评了苏联的“一长制”,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等等。而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个人崇拜的声音更是激越铿锵、掷地有声的。 毛主席的伟大的人。 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引用《庄子·秋水》篇中“井底之蛙”的典故，批判了当时存在的狭隘悲观主义观点。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的交谈中，毛主席再次提到了《庄子·天下》篇中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真理。他说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这番话，不仅体现了他对庄子思想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面对出现的扩大化偏差和冤假错案，毛主席及时发现并予以制止。他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这种勇于自我承担责任、反省错误的精神，不仅对其他领导人起到了带动作用，也让蒙冤受屈的干部感受到了莫大的安慰。受伤干部心中的怨愤得以化解，党内再次呈现出亲密无间的团结氛围。 1944年5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党内《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主席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谦逊地表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还是会逾矩的。”这番话，不仅体现了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品质，也鼓舞了全党发扬自我剖析、开诚布公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形势和问题，毛主席和党在处理和平建设问题时确实缺乏经验，出现了一些疏漏。50年代初期，税制改革因缺乏经验而导致国有企业陷入被动。问题暴露后，在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主席在批评新税制和主管领导之前，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作为中央主席对此项工作关注不够、管理过迟、统得过死。这番话，不仅减轻了实际工作者的压力，更展现了他作为一国元首在公开大会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与魄力。这种伟人品格的巨大魅力，至今仍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而刘伯承是毛主席最欣赏的军事人才。 回望刘伯承的革命之路，1923年末的他，尚处于观察、思索、比较、选择的十字路口，对旧生活仍有一丝不舍。然而，到了1924年春，经过深思熟虑，他已经自觉地、坚定地迈向了共产主义的光辉道路。 彼时，四川讨贼战争风起云涌，成都岌岌可危。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力劝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狂澜于既倒。赖心辉更是通过王尔常传话，欲以师长之位相诱。刘伯承却义正言辞地拒绝：“尔常，你我相知多年，我的志向你难道还不清楚吗？岳武穆有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多年，从未顾及个人安危，家中更无私蓄，只为救国救民。如今世道沦丧，内忧外患，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余载，绝非为了虚名与荣耀，而是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些当权者只知争权夺利，我已看透他们的本质。顺境时不肯重用我，危难时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 为摆脱说客们的纠缠，刘伯承毅然决定前往犍为县五通桥（今属乐山县）张仲铭家中静养。在那里，他一边疗伤，一边继续深入研究新的革命理论。1924年夏末，熊克武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刘湘、杨森等人掌控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难以立足，也辗转来到犍为。他向刘伯承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刘伯承听后心潮澎湃，当即表示要随吴玉章出川考察，寻找中国共产党的足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