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荣德生被绑架，此事甚至惊动了蒋介石，他责令上海当局限期破案。 可荣德生的家人却宁愿交高额赎金，也不想与警方合作, 因为他们清楚知道，当时的民国政府有多黑... 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他的企业遍布全国，是面粉和纺织行业的翘楚，人称“面粉大王”和“纺织巨子”。 那天下午，他如往常一样从办公室走出，准备回家，可就在他走向汽车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停在他面前，车门猛然打开，几名身穿军装的男子跳下车。 他们手持伪造的“第三方面军”逮捕证，厉声喝道：“荣德生，你涉嫌重大经济问题，跟我们走一趟！” 荣德生虽然经历过大风大浪，但这一刻也不禁愣住了，他镇定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门的？带我走，总要有个交代吧。” 为首的男子冷笑一声：“少废话，到了地方你自然会知道。”说着就把他强行拖上了车，他的随从试图上前阻拦，但对方迅速掏出手枪，直指对方胸口，冷冷道：“不想死就滚开。”荣德生的随从只能眼睁睁看着黑色轿车扬长而去。 消息传到荣家，家人顿时陷入极度的恐慌，荣家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家族经营的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之一，荣德生更是德高望重的企业家。 而此时正值企业的关键发展时期，荣德生的安全不仅关系到家庭，更关系到整个集团的未来。 他的儿子和家人立刻联系上海警察局，试图通过官方力量解决问题。 然而警方对此一头雾水，声称从未接到任何“逮捕”指令。这时，一封勒索信送到了荣家的大门口，信中明确写着：交50万美元赎金，不然撕票。 50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几乎相当于荣家一整年的盈利，而更让家人感到绝望的是，他们清楚，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腐败成风，警方与绑匪勾结的事情屡见不鲜。 如果选择报警，反而可能让荣德生陷入更大的危险，无奈之下荣家决定暂时不与警方合作，而是试图与绑匪直接谈判，以确保人质安全。 与此同时，这起绑架案迅速传遍整个上海，并很快传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层。 蒋介石得知后勃然大怒，亲自下令上海当局限期破案，他指示警察局长调集最精锐的侦探力量，务必查明此案真相。 然而上海警方在重重压力下展开的调查却进展缓慢，绑匪显然是有备而来，行动计划周密，甚至连一丝线索都没有留下。 而在绑匪的秘密据点中，荣德生被关押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 他的手脚被绑住，身边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守卫，但即便如此，荣德生依然冷静。 他没有发怒，也没有显露出恐惧，而是试图与绑匪交谈，想摸清他们的动机。 绑匪对他态度冷漠，但并未对他动用暴力，甚至提供了简单的饮食，荣德生心中明白，这些人显然不是亡命之徒，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伙人。 他暗自思忖，只要家人能够筹集到赎金，他的生命应该不会有危险。 荣家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凑齐了第一笔20万美元。 家人通过绑匪留下的联系方式将钱送到指定地点，这笔钱对于荣家的企业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但家人宁愿承受这样的损失，也不愿让荣德生有生命危险。 绑匪拿到钱后，并未立即释放人质，而是继续施压，要求支付剩下的30万美元。 时间一天天过去，荣家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而警方的调查依然没有任何突破。 荣家甚至开始怀疑警方内部是否有人在通风报信，否则绑匪怎么会如此从容不迫。 5月中旬，绑匪送来第二封勒索信，明确表示，只要剩余的赎金到账，就会释放人质。家人别无选择，再次筹钱满足对方的要求。 1946年5月28日，绑匪终于履行承诺，将荣德生释放。 他被蒙着眼，丢在上海郊外的一个偏僻地点，家人接到绑匪通知后，第一时间派人将他接回。 回到家中的荣德生显得十分疲惫，但精神状态还算平稳。他向家人表示，绑匪虽然逼迫他，但始终没有伤害他的性命，这让他对自己能活着回来心存感激。 案件虽然告一段落，但真正的风波才刚刚开始。 随着案件的曝光，警方不得不继续追查幕后真相，案发两个月后，主犯骆文庆、袁仲抒等人被捕。令人愤怒的是，这些人居然是有军方背景的冒牌“军警”，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终骆文庆等主犯被判处死刑，但追回的20万美元赎金却被警方私吞，用作所谓的“破案奖金”。这一结果让荣家大为不满，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无力追究，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绑架案不仅让荣德生的家庭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让他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事件让他明白，即便身为民族企业家，身后也没有真正的安全依靠。 尽管经历了这一生死劫难，他依然没有放弃振兴民族工业的理想。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继续带领茂新和福新企业稳步发展，推动中国民族工业的进步。 1952年，荣德生在无锡安然离世，享年77岁。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但始终坚持初心，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那场绑架案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一段民族企业家面对乱世坚韧不屈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