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徐永昌多次向蒋介石建言,希望将民国首都迁到北京,即使不能迁都,也要在北京设立中央政府的部分职能部门,尤其陆军官校要设在北方。 徐永昌字次宸,1887年12月15日出生于山西崞县一个贫寒的农家。 在他年仅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成了孤儿,独自一人流浪在山西的大同。 14岁那年,他因缘际会加入了八国联军侵华时保护慈禧太后西逃的毅军,清末的动荡让徐永昌看到了国家的孱弱,他决定投身军事,谋求强国之路。 1908年,他考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之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逐渐在军界崭露头角。 1930年,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蒋介石掌控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南京继续成为民国的首都。 然而徐永昌却清醒地看到,北方是抗击外敌入侵的关键区域,尤其是在日本不断向中国东北施压的情况下,北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他认为,如果首都迁到北京,不仅能巩固对华北地区的控制,还能在军事上更有效地应对日本的侵略威胁。 即使不能迁都,在北京设立部分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特别是军事机构,也能加强北方的国防布置。 但这一切对蒋介石来说并不容易接受,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已经运行多年,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国际形象上都已成型。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对北方军阀始终心存戒备,他担心一旦迁都或在北京设立重要机构,会让华北的地方势力重新壮大,威胁到中央的权威。 徐永昌的提议虽然有理,但却难以落地。 蒋介石的拒绝并没有让徐永昌退缩,他依然努力寻找机会推动自己的主张。 他清楚,国土防御体系的完善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而北京作为古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占据优势,更在历史上具有巨大的政治象征意义。 徐永昌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试图用更具体的计划和数据打动对方,但每一次都被以各种理由搁置。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徐永昌刚刚从山西返回,他坐在军令部的办公室里,脸色铁青。 他明白,这次事变是日本在东北地区扩张的又一步棋,而国民政府对华北的防御体系明显不足。 徐永昌再次向蒋介石建议加强北方的军事布置,但得到的回应依旧模糊,更多的还是以安抚日本为主的外交策略。 这让徐永昌感到深深的无力,却依然选择继续履职,默默筹划北方的防御部署。 随着局势的恶化,蒋介石逐渐意识到徐永昌的建议并非毫无道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全面侵华,华北迅速陷入危机。 此时的徐永昌已经升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肩负着抗战的核心指挥任务。 他在会议上冷静分析日军的战术特点,迅速制定了防御计划,并组织各路部队协同作战。在他的协调下,许多抗日战场上都出现了国军顽强抵抗的身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徐永昌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受降代表,前往日本参加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的受降仪式。 这一刻,他代表中国签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降书,回想起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他不禁感慨万千。 尽管他的许多建议未被采纳,但他始终坚持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抗战结束后,内战迅速爆发,中国再次陷入内乱。 徐永昌在国防部担任部长期间,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种种决策失误,却无力挽回局势。 最终,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他也随之迁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南京地形不适合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