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毛人凤拿着一份四百多人的枪决名单让卢汉签字，卢汉以证据不足拒绝签字，毛人凤说：“那就杀一半，留一半如何？” 卢汉眉头一皱，还是不同意。毛人凤又退一步：“那至少得处决一百人，不能再少了。”卢汉还是摇头，跟拨浪鼓似的。最后，毛人凤急了：“那至少先杀掉名单上前四十个，不然总裁那儿我交不了差啊！”卢汉还是那句话：“没经过军法会审，一个人都不能动！” 卢汉为啥这么有底气？人家可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中将加上将衔，地位比毛人凤这个特务头子高多了。毛人凤没办法，只好憋着气，拿着名单走了。 这事儿还得从两周前说起。那时候，老蒋从台湾飞到重庆，开了个西南军政会议，要求主要军政人员都得参加。卢汉呢，正忙着策划起义，哪敢去啊，万一被扣了怎么办？于是他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去了。 老蒋一看卢汉不来，心里就犯嘀咕了。他一边派老侍卫长俞济时飞去昆明，催卢汉赶紧来；一边又做好了军事解决云南的准备，让李弥的第八军、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还有刘伯龙的第八十九军，都往昆明开进。 卢汉一看这架势，不去不行了。他走之前，把骨干们召集起来，千叮咛万嘱咐：“我要是被扣了，你们马上在昆明起义！” 卢汉到了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带着一群军政大员来迎接。张群地位高，又是老蒋的结义兄弟，他来接机，卢汉心里就踏实多了。他故意跟张群说：“岳军兄啊，云南省主席我不干了，这次准备在重庆长住了。”张群一听，哈哈大笑：“永衡老弟，你这是说的啥话，我保证你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 接着，张群带着卢汉去见老蒋。老蒋见卢汉来了，又听了张群的好话，心里的疑虑就消了大半，态度也缓和了不少。卢汉趁机提出，要把云南的几个保安旅扩编成两个军，恢复之前滇军在东北损失掉的番号。老蒋一听，爽快地答应了，但随即又说：“60军的番号就不恢复了，用74军的吧。”原来，60军是在长春解放时起义的，老蒋心里有疙瘩，不愿意再提。 老蒋还答应给卢汉拨付一百万大洋的军费，还有一批武器弹药。他还口头承诺，在云南的“中央军”第八军、二十六军，也归卢汉节制。卢汉心里明白，这就是个空头支票，他怎么可能指挥得动李弥、余程万这两个黄埔将领呢？ 没想到，老蒋还让卢汉回去后，改组云南省府，把“可疑人员”都抓起来。卢汉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只能先应承下来，打算回去后再想办法拖延。 结果，老蒋让卢汉带着毛人凤、徐远举这些大特务一起去昆明，共同实施“整肃”。卢汉心里那个苦啊，但面上还得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9月8日，卢汉一回昆明，就赶紧让亲信通知地下党、进步人士转移。老蒋的抓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杨杰，这位民国军学泰斗，因为反蒋上了黑名单。在卢汉的帮助下，杨杰逃去了香港，可惜最后还是被毛人凤派去的特务给杀害了。 9月9日，毛人凤坐镇昆明，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到处搜捕抓人。虽然大部分地下党、进步人士都提前得到了通知，躲了起来，但还是有部分人被捕，前后受牵连的共有四百多人。 “九九整肃”后，毛人凤拿着被抓人员的花名册，又来找卢汉，让他签发处决命令。卢汉坚决不签字，主张一个都不杀。毛人凤没办法，只好走了。 卢汉赶紧通知警局、宪兵队的负责人，没有他的直接命令，不许对任何人执行枪决。接着，他又让云南绥署军法处长杨振兴参与对被抓人员的审问。他对杨振兴说：“被抓的人定什么罪都行，但就是不能是死罪。你的任务就是拖延时间，要是有人被杀，我唯你是问！” 就这样，一直拖到11月初，对被关押人员的审问还没结束。这时候，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卢汉赶紧抓住机会，跟李宗仁说：“九九整肃被抓的人，不少都是社会贤达，剩下的就是普通职工、学生。一直关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不如把人放了。” 李宗仁一听，就问：“这些人都没问题吗？”卢汉说：“即便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李宗仁当晚住在昆明，卢汉就授意昆明各界给李宗仁写了联名信，大意是说老蒋指使毛人凤胡乱抓人，引起云南人士的普遍反感。如果李宗仁能以代总统的名义下令放人，那就是大善举一件。 李宗仁被说动了，临走时签发放人的手令：“罪无可渲，情有可原，准予放人。”卢汉一看，心里那个乐啊。他赶紧让杨振兴去把人放了。杨振兴说：“几百人一个个办手续的话，也得好几天。”卢汉说：“你咋这么笨呢？这是非常时刻，又有李代总统的尚方宝剑，在一天内把人无条件地都给我放了！” 就这样，卢汉以自己的方式，把“九九整肃”的影响降到了最小，没让一个人被杀。这可是他在起义前的一大功劳啊！ 说到这里，咱们不禁要问了：卢汉为啥能这么“牛”，敢跟老蒋和毛人凤对着干呢？其实啊，这背后除了他自身的勇气和智慧外，更重要的是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他深知，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只有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安全，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与解放。 而卢汉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面对不公和邪恶时，我们不能选择沉默和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