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杭州学生周祖谟同时报考清华和北大。清华的试题是对出“孙行者”的下联，周祖谟的回答拿了当年唯一的满分，陈寅恪当即表示：凭这三个字，他想读清华哪个系都行！ 这一年，清华大学如常准备新一轮的招生考试。 负责文科出题的原本是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但因为他出国访问，考试前未能完成试题。校委会临时召开会议商议，最后将出题的任务交给了清华的著名教授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庄子》，不仅有深厚的学术造诣，还曾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然而，彼时的刘文典一边在清华兼任教学，一边还在北京大学授课，同时忙于古籍校勘，事务繁忙。他接下这个任务后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寻求帮助。 机缘巧合，同为清华教授的陈寅恪这时拜访了刘文典。陈寅恪被誉为20世纪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学大家，精通多国语言，史学研究独树一帜。 刘文典眼前一亮，当即将出题的任务转交给陈寅恪。陈虽未有出考题的经验，但迫于刘的信任与恳求，只好接下任务。 陈寅恪仅用了两天便完成了试题，其中第二题尤为特殊——一道对对子题，上联为“孙行者”。 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字，背后却暗藏深意。 对对子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被视为考验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的方式。 自清末以来，国学传统逐渐式微，对对子更少出现在正式考试中。陈寅恪将“孙行者”作为出句，对考生提出了一项极高的挑战。 时间来到考试那天，杭州学子周祖谟怀揣梦想，踌躇满志地走进清华和北大的考场。他是位双料考生，同时报考了这两所国内顶尖学府。 面对命运的抉择，周祖谟无疑希望自己能够一展才华，金榜题名。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周祖谟在考场上冥思苦想。 忽然，他灵机一动，在答题纸上郑重地写下三个字——＂胡适之＂。 这个答案看似简单，却暗含玄机。 ＂胡适之＂不仅与＂孙行者＂在字面上工整对仗，更巧妙地向当时颇具争议的学者胡适先生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 陈寅恪先生在批阅试卷时，看到周祖谟的答案，不禁眼前一亮。 在他看来，这三个字不仅展现了周祖谟的才思敏捷，更体现了他对时事的关注和独到见解。 于是，陈寅恪先生当即做出决定，给予周祖谟全场唯一的满分。 他甚至赞叹道:＂凭这三个字，此子想读清华哪个系都行！＂ 消息传开，周祖谟的独特答案迅速在学界引发热议。 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支持者认为这彰显了周祖谟的聪明才智和幽默感；反对者则认为这有悖于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 无论如何，这位年轻的考生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从字面上看，“孙行者”和“胡适之”虽同为人名，却完全无关。 但是，这一对联不仅在结构上工整对仗，还隐含深意。 “孙”与“胡”皆为姓氏，对仗精准；“行”对应“适”，一个意为“行走”，一个意为“到达”，巧妙地表现出行动与结果的关系；“者”与“之”在古文中均为虚词，平仄相协，字面意涵完美契合。 此外，联中暗含“猢狲”的谐音，隐喻“孙行者”的猴子身份，平添趣味与巧思。 周祖谟并非普通的考生，他自幼天资聪颖，成长于北京的文化氛围中，小学时期便表现出卓越的学习能力。 他曾因数学成绩不佳落榜，但此后专攻文科，逐渐展现出深厚的国学功底。 在清华与北大的招生考试中，他同时被两校录取，但因经济原因选择了北大的中国语言国学系。 周祖谟在北大求学期间，受教于胡适等一代大师。北大的学术自由与包容，使他如鱼得水。 他不仅精研语言文字，还对古籍校勘和古文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奠定了日后成为语言文字学大师的基础。 尽管周祖谟最终未选择清华，但陈寅恪对此并无遗憾。 他认为北大的学术氛围更适合周祖谟的发展。而这一道对对子题也成为清华招生史上的传奇，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中的价值。 陈寅恪后来撰文，详细阐述了对对子的教育意义，强调这种题型不仅能考察考生的语言能力，更能检验其思维深度与文化积淀。 事实上，出题者陈寅恪先生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曾坦言＂胡适之＂才是自己当初心中的标准答案。他以这样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对好友胡适先生的敬重和调侃。 然而，当年这道题目一经公布，却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质疑陈寅恪别有用心，有人认为他是在向传统发起挑战。 尽管如此，陈寅恪与胡适两位大师的深厚友谊，却丝毫未因这道考题而受影响。相反，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们更是惺惺相惜，彼此扶持。 后来，陈寅恪先生到北大任教，生活拮据。 他常常连柴米油盐都难以为继，却依然我行我素，潜心治学。好友季羡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他决定找到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讲明陈先生的窘境。胡适闻言，悉数购下陈寅恪的藏书，并慷慨解囊，付以2000美金。 这笔钱，既解了陈先生的燃眉之急，更是两位学人心意相通的见证。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陈寅恪与胡适虽然学术理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彼此的欣赏和敬重，始终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