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军事上的能力也不仅限于战略战术和战场指挥，作为南昌起义时朱德的上级，在抗日战争时，贺龙曾情不自禁地赞叹朱德说“的确是个帅才！”帅才，不仅仅是善于打仗，而是还具有超凡的识人、用人、容人、驭人的能力。正是因为有超凡的识人用人能力，陈毅、林彪、粟裕等才在朱德的不断提携下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公认的大度能容，在林的几次大过失以及红四军七大前对自己的严重冒犯之后，朱德依然对林委以重任；也正是因为超凡的识人、用人能力以及容人度量，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刘伯承，在其后来觉醒与李德争吵被李德免职之后，在长征时的黎平会议上,又恢复了他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所以，没有朱德的善于识人、用人、容人，林彪、粟裕，以及刘伯承，这三位被当代的军迷们极力推崇的非凡人才，解放战争时还不知道会在哪里呢！另外，朱德驾驭人才的能力也是非常杰出的，想一想那些将军们对朱德的尊重，再想一想总司令的地位之于朱德是多么的稳固，其他也就无须多说了。 1907年，朱德在张澜、刘寿川两位先生的悉心劝导下，毅然决定踏上前往成都的求学之路。在那里，他秘密研读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痛心疾首，心中燃起了“推翻清皇帝，建立一个崭新国家”的熊熊烈火。学成归来后，他于1908年携手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好友，共同回到仪陇县城，筹办起了一所高等小学堂。朱德不仅担任学校的体育教习，还兼任庶务，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学校初创时，学生寥寥无几，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学生人数迅速攀升至七十余人。然而，土豪劣绅对新思想的抵制、对教育的压制，以及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朽，让朱德深刻认识到教育救国的无力。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教职，选择了从军之路。 1909年初，朱德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辞去了教师职务，返回故乡。从同学秦昆口中得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在招考学员，他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他费尽周折，借来了45块银元，历经70多天的艰难险阻，终于抵达了云南昆明。经过几番波折，他成功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步兵科。回忆起这段经历，他深情地说：“我的志愿一直是想成为一名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无疑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军事学府。它的招生标准极为严格，我能被录取，真是感到无比的高兴。” 进入讲武堂后，朱德迅速与同盟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同盟会的书刊，与唐淮源、杨如轩等同学共同组织了一个革命小团体，并命名为“五华社”。同年，朱德在讲武堂正式加入了同盟会。在此期间，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云南支部在讲武堂内广泛传阅《云南》、《天讨》、《汉声》等革命书刊，讲武堂的教职员也时常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当时，法国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已通达昆明，并掠夺了七个府的矿产开采权，这一国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痛心不已。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滇越铁路通车典礼那天，特意放假一天，让学生们铭记这一耻辱。朱德和同学们在《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作文中，纷纷抒发革命激情，阐述救国拯民的主张。 徐向前作战也很厉害。 在赵承绶集团与解放军形成对峙的紧张时刻，刘伯承形象地称之为“牛抵角”，这种僵持局面在军事上极为不利。徐向前果断决策，挥兵北进，意图切断敌人逃往太原的退路，将其逼入预设战场。六月酷暑，烈日当空，急行军中的官兵个个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前线指挥员打来电话，请求能否稍作休息，缓一缓劲。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不行！此刻绝非休息之时，即便走不动了，爬也要爬到指定岗位上去！”他的决心与毅力，可见一斑。 徐向前用兵之“狠”，不仅体现在对敌人的无情打击上，更体现在对自己部队的严格要求上。他深知，只有不失战机，才能取得胜利。正因为这份“狠”，兵团各部终于成功将赵承绶集团逼入了预设战场。这个战场位于徐沟、太谷、榆次之间，是徐向前精心挑选的。这里乡镇众多，且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支前力量充足；同时，这里远离铁路、公路，又有汾河作为天然屏障，使得包围圈内的敌人无处可逃，包围圈外的援兵也难以插入。赵承绶集团被团团包围，犹如瓮中之鳖，最终只能束手就擒。1948年7月21日，历时一个月的晋中战役圆满结束，第一兵团共歼敌正规军七万余人，非正规军三万余人。这一辉煌战绩令中央都为之震惊。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对徐向前表示赞赏：“你们以不到六万人的兵力，在一个月内消灭了阎锡山的十万人马，其中正规军就达八个旅。你快说说，这个晋中战役到底是怎么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