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之奸恶程度暂且不论，其奸臣名声之所以如此响亮，主要有两大缘由。其一，明史在为严嵩立传时，所参考的主要资料为《明世宗实录》与《首辅传》。前者主要编修为严嵩的主要政敌徐阶，后者作者王世贞则与严嵩有着杀父之仇。徐阶在修史时或许尚存一定偏颇，而王世贞则多有抹黑之嫌。其二，明末一些著名戏剧及民间文学，如《鸣凤记》等，对严嵩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此类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其影响力不容小觑，甚至连潘美、庞籍等人都能被丑化为白脸奸臣，更何况本就身形不正的严嵩呢。 就正史而言，严嵩的贪婪程度实则远不如徐阶等人。据《明世宗实录》记载，严世藩家被上报有两百多万家财，然而最后实际收入内库的却不到十万。对此，徐阶也只能以财产已散逸、按臣奉诏征之不及等理由草草了事。至于《天水冰山录》所载内容，则更需以审慎态度待之，或可当作小说一读。 实际上，严嵩在正史上名声不佳，还有另一重要原因。自明朝中叶以后，文官集团势力日益强盛，肯一心迎合皇帝的内阁首辅寥若晨星。因此，严嵩、张璁、温体仁等人名声均不佳。而在嘉靖这样聪明且极具手腕的皇帝统治下，严嵩为迎合上意，不可避免背负了诸多骂名。为相二十年，其负面名声积累之深，可想而知。 严嵩与魏忠贤一样，都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奸臣，器张跋扈、无恶不作。然而，对于皇帝而言，他们却有着相似的作用。只是严嵩相较于魏忠贤，才情更为出众，其书法造诣颇高。只是在与杨廷和、徐阶、高拱等清流的争斗中，严嵩逐渐迷失了自我。严嵩家中所贪大多为浮财，如金银铜钱、古玩字画、奇珍异宝等。而徐阶则大肆贪占土地，整个松江府几成其领地，并不断向苏州府方向蚕食。这些地区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精华宝地，其土地之价值不言而喻。此外，严嵩手下多为做事之人，如胡宗宪、鄢懋卿、郑泌昌、何茂才等，均为实实在在做事之官，奉命即行。而清流这边，无论是谭伦还是赵贞吉，却多搅浑水之事，名声虽好，却难成实事。此情此景，恰如《走向共和》中翁同龢之形象，大奸若忠，大忠若奸。徐阶手下之人，所言所行，亦多令人不齿。